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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洪秀全等领袖而言，当时处于三方势力争夺的三角关系中。对于清廷，他们是要彻底取而代之的。而对于洋人，则存在一个难题：一方面，如果洪秀全拉拢洋人（这也是洋人在太平天国初期持观察态度的原因），那么他会成为“引鬼入邦”的罪人；另一方面，如果洪秀全对洋人完全自我封闭，持抵制的态度，那么他们的事业会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
在这种矛盾之中，太平天国首先选择了一种比较中间的立场，即对洋人采取宽容的态度，试探其底线，同时防范洋人与朝廷联合。
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的观念上没有做到创新，而是坚持了万国一家的大同理想。洪秀全要洋人承认其“天下万国真主”的地位。比如，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太平天国以“谒王”的礼节接纳之，“特颁谕抚慰”，并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号令各国“齐会天国，扶尔主，朝尔主，同尊上帝”，“敬天从主”；各国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这朝贡的礼节是必须遵守的。1853年，英使翻译官拜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四周士兵“喊跪之声，不绝于耳”。此外，在各种诏书上，太平天国也是以天朝上国的格式行文。
在具体的对外政策上，太平天国还是坚持了主权原则，尽管他们不懂真正的主权意义，但是其行动证明了太平天国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关注。比如，当外国船只闯入镇江、南京江面时，他们予以炮击。当英美公使询问太平天国对待《南京条约》和1844年诸条约的态度时，天国不予理睬，实际等于否认了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对于条约口岸的租界，太平天国断然拒绝洋人的特权，表示这些地方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太平军克攻宁波后，英军要求太平军撤走炮台，洪秀全提出“逐出宁波外人”，并称炮台是“自卫所必需，断不能自弃也”。
太平天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突出表现在禁止贩卖鸦片上，凡是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一律斩首不留。同时，出于经济发展的初步考虑，天国答应英国“惠外和中，商旅不禁，关市不征”（1860年以后开始征税），“万国皆通商”。为了加强军事实力，太平天国采取了用茶叶换
军火的政策。
随着太平天国内讧后势力的减弱，他们也逐渐倾向于拉拢洋人的做法。比如，在1862年致宁波法国领事的照会中，承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清廷处理外事不当造成的。即所谓“胡妖反复无常，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伐”。而洪秀全比较尊敬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也得到热情的邀请，并在1861年被任命为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罗孝全还取得了传教自由的诏书。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结，洋人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全部的侵略利益，这导致太平天国和洋人成为死对头。1862年2月，清廷的“借师助剿”政策开始实施。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的时候，清廷发布“上谕”说道：“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接着，由美国流氓华尔组织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拥有5000多发誓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洋人。清政府授予华尔参将军衔。当年9月，华尔率“常胜军”和英法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华尔受重伤，不久毙命。
1863年3月，英国少校戈登继任管带，统领“常胜军”，数月后获得总兵头衔。至1864年5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成功后，“常胜军”解散。据戈登自述，100名外籍军官中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中，战死1000人。这也是太平天国的功绩。
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部的政权，也就丧失了和洋人讨价还价的资本。而清政府的对外妥协，直接获得了洋人的支持。在三方的对局中，太平天国成为最后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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