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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转机往往又出人意料。187 0 年， 因为天津教案， 曾国藩和丁日昌为处理此事绞尽脑汁。而容闳正好把自己熟练的英语用在为他们服务上。容闳在给曾国藩当翻译过程中， 有了和曾深入交流的机会。在他的说动下，处于“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之中的曾国藩， 对于容闳和丁日昌提出的教育计划再三考虑， 准备上奏朝廷。
此前， 中国和美国已经有了互派人员学习的条约基础。在1 8 6 8年，代表中国出使美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八条。其中第七款规定：“ 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 并受优惠待遇； 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 如今， 各种条件看来都已具备， 只等最后推动一把了。
处理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备感疲惫， 他被调任两江总督。这反而给了容闳在东南一隅与之商谈出洋学艺各项细节的机会。容闳回忆说： “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欢乐的极好消息， 中国教育工程至此成为一个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这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1871 年8 月19 日， 曾国藩联衔李鸿章（ 当时已经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提出“ 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 送之出洋留学”。在折子中，曾国藩说1 87 0 年10 月和当年正月， 曾经两次奏请过此事，均无结论。此次他希望能够成功。他说，“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他认为“ 盖聪颖子弟， 不可多得， 必其志趣远大， 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 不役于纷华者， 方能远游异国， 安心学习” 。当然，这些孩子“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他认为不能拖延推诿：“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 储才备用， 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并表示“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对国事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也许是两位封疆大吏的诚恳态度， 说服了朝廷。他们得到了慈禧太后“依议，钦此”的批准。随即，朝廷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负责此事。数年以后，二人被宣布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及副使。
1872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从南方各省（70%来自广东省，18%的孩子是江苏人，剩下的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人，没有一个八旗子弟） 选派的九岁到十五岁的首批3 0 名少年， 怀揣报国之志， 在上海登船出发，目标直指旧金山。而此时，曾国藩已经作古。容闳不无遗憾地说：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不过， 随后的打击， 却又出乎意料。种子刚刚发芽， 便被“ 腰斩”。事情的起因来自于一种观念的冲突，同时也夹杂着个人利益的纠葛。
18 7 9 年， 陈兰彬推荐随员吴子登出任第四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而且他本人也是数学家，是翰林中能看懂英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是，他的内心，对于西方文化其实存在极大的担忧。是他最终把四批中国留学幼童全部奏请回国。还在担任随员的时候，他就严酷地体罚孩子们。中国留学事务局在哈特福德的大楼，也因为他的到来而被孩子们称为“地狱之屋”（The Hell House）。
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曾经在中国撤回留学生后写诗，记录吴子登的蛮横行为：“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
吴子登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认为留学生们“ 离经叛道”。比如，他们许多人去做礼拜，这是违反清政府禁令的。至于剪辫子，穿西服，组织棒球队等等“西化”的行为，吴子登都看不习惯。于是，他增加幼童们的中国礼仪和德育课程。严厉的管教招致学生们的反感，他们逐渐害怕并仇视吴子登，转而只相信容闳一人。其结果是加剧了容闳和吴子登的矛盾。
吴子登便不断给李鸿章和清廷打小报告， 别有用心地指责容闳纵容幼童，管教失职。李鸿章对此也是不置可否。按照容闳的说法，吴子登真正害怕的， 还是学生们“ 西化” 本身的后果。在《西学东渐记》里，容闳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此外， 容闳也明确指出， 吴子登推动中国学生回国， 还有个人目的：“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离经叛道之举；过去又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合，对曾、丁二公所创的事业，存心破坏，不遗余力。”
终于，188 0 年12月，吴子登向陈兰彬提出要求裁撤留学事务局。容闳请求前美国总统格兰特以及他的好友推切尔牧师帮助， 甚至马克•吐温都出面阻止事态的恶化。耶鲁大学还联合许多美国人致信总理衙门。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詹天佑都已经考上了大学，如果撤回，将是巨大的损失。但是，他们的努力均告无效。
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 ，清总理衙门奏：“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不明就里的慈禧太后批准裁撤留学事务局，中国首次派生出洋事业就此被迫中止。1881年9月26日，最后一批留美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有两个人在上船的最后一刻逃了出来，就是容闳的侄子容揆和谭耀勋。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 刚刚谋得领馆职务的他即因肺病客死他乡。容揆则得到叔叔容闳的秘密资助，1884 年毕业于耶鲁雪菲尔德理工学院，还追求到一位美丽善良的美国女子，并结婚生子。此后，容揆一直在中国驻美公使馆工作，并迎接和安排过第一届的 “庚款留学”人员（清华留美预备校学生），但那是大清帝国寿终正寝的年份了。
詹天佑开始是被派往广州教英语。尽管如此， 包括他在内的这些青年人，用学到的有限知识，为国家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他们当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为主。从文从政的也有很大出息。比如，有人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北洋大学校长、国务总理， 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等。另有多人成为海军将领。假使学生继续留学，中国教育改革的成果当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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