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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个人的勇武重塑了晚清八旗兵的雄风。但是，他为此也使中国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1859年6月16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准备换约。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 5 公里的北塘登陆， 进京换约； 并不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英法联军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僧格林沁“实难容恕”英法的挑衅，对于护送两国公使的武装人员，“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又“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 均向苇地藏伏， 暗施鸟枪。似此凶悍， 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 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 下抒民望”。亲王出了口鸟气！ 此战击沉敌舰5 只， 击伤6 只， 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法军死伤14人。从未取得如此胜利的晚清将士和朝廷，对此自然是皆大欢喜。
但是，郭嵩焘对此次战役却大泼冷水。他忧心忡忡地认为，对于按约来京的英法联军，采取“诱击”的手段，并不名正言顺。他曾多次劝说僧格林沁慎重言战，说因为洋人的偶然失误而取得暂时的令人欣快的胜利，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郭嵩焘冷静旁观的声音，在当时是不可能为人理解的。连曾国藩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给郭嵩焘写信，称大沽口之战大快人心。
郭嵩焘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道：“僧亲王办理天津海防回京度岁，一日在朝房就询嵩焘：东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办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至于上说贴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为书数策，终不能用。”郭嵩焘坚持对外关系中要讲道理，而不是一味蛮干。这样清醒理性的声音，一介武夫僧亲王如何听得进去？他放胆高言道：“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不过，僧亲王很快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就追悔莫及。
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之间的观念纠葛，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课题。李鸿章在60年后临死前曾上折，再次提出是否应该死拼的问题。他说，中国的情况是：“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长篇大论。在此，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对外所有的冲突，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战与不战去评论，而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进行判断。一事一议，方为妥当。就拿郭嵩焘与僧格林沁在洋人换约问题上的矛盾而言，在避免一次更大的损失和招致更大的损失（假定这些损失因为力量的原因都是不可避免的）之间，选择前者应该是合理的。再者，国家大事，首在谈判，其后用兵。谈判是外交的核心，而中国非得要经历再次的重创才能学会谈判。但是，主张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推行对外政策的郭嵩焘，则在中外复杂的对垒历史中实在显得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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