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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1860～1908年），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汉臣的倚重，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三十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从其对待不同派系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的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有个基本的执政底线，即不能威胁其个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朝中重要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比如，1866年洋务派拟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遭到文渊阁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如此顽固，即令他从全国范围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与洋教习比试一下。
倭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胜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后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不过，倭仁心中还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总理衙门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难处。为了避免和洋人接触，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就“豁然痊愈”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战争期间，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高论战事，指手画脚，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乃顺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的遭遇可想而知——最终逃跑，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论者认为张“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论者认为朝廷让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即便不是阴谋，也可见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
至于义和团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把慈禧吓得半死。慈禧的确被吓坏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所说的话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谕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澜公二人却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所有我们所憎恨的洋人。”接着，她补充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也认为：“朝廷看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是不镇压义和团，使馆方面就威胁要采取行动；要是竭力镇压，这个热情高涨的爱国组织没准就会改弦更张，演变成一场反清运动！”
第二种力量是端王等皇族贵胄。他们才是唆使并胁迫慈禧的幕后人物。端郡王对太后最有力的论点，就是威胁：如果义和团得不到完全的支持，他们就会推翻皇座。其支持者有庆亲王、怡亲王，大学士刚毅、徐桐，贝勒载濂、载滢，辅国公载澜等迷信义和拳的各位王爷（大臣）。他们以为与外国开战会增强他们的权力，而端王借此要使儿子入承帝位。所以他们怂恿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法术确能避枪弹。慈禧不得已保留光绪皇帝称号，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为此导致外国和国内大臣的双重反对。而端王又伪造了驻北京的列强外交团一份联合照会，要求将国政大权交还光绪皇帝，从而刺激慈禧对抗列强。就连慈禧的亲信荣禄在这时都不得不屈从于端王等人的势力。
第三种力量是要借这个事件削弱王公力量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外国学者认为，“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李鸿章，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从未得到足够的认识。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
第四种力量就是西方列强。列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发动扩大对华侵略的果实。八国联军的目的也并不是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在那个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各种力量犬牙交错的夏天，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地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面对此种变故，慈禧最终被上述各种力量裹胁，按照他们的意图，几近疯狂地对八国宣战。她不过是当时群体无意识的一个代表。1900年夏天发生的事件，实在是一种制度性或者说结构性的危机总爆发。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间，牵涉太多的历史事实和利益团体，慈禧的行为，也难以从一两句话中得盖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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