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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翁同龢在一重大问题上，处理是否得当，至今仍然受到颇多争议。这就是甲午之战北洋水师的失败，被很多论者认为是因为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长期克扣甚至拒绝给李鸿章拨款而导致的。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又来自于翁同龢和李鸿章的“公报私仇”。一时间，在晚清政坛，当时就有攻击他们二人关系的流言蜚语。比如，“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生于合肥，官至大学士；翁氏则生于常熟，时任户部尚书）的讽刺对联，就是其中之一。
诚然，作为帝党主谋的翁同龢和作为后党核心的李鸿章，在政见上确实不合，而且在另一种划分中，翁氏是作为与洋务派对着干的清流党出现的。但是，把翁李二人的政见不同，归结为私人恩怨，则是把民族大义庸俗化的一派意见。而把军费问题当成战败的理由，并进而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则是转移视线的片面见解。
翁同龢和李鸿章在私人恩怨上，的确存在一段故事。但是，晚清政坛互相的攻击或者参劾并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严重，甚至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只要是按照大清律例，查有实据，自己的亲属被人搞下了台，甚至砍了头，这是经常发生的官场恩怨。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仅仅是推测翁同龢因为其兄被李鸿章参劾，所以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那么就是以当今小人之心，而度当年状元之腹了。
咸丰九年（1859年），安徽巡抚翁同书（翁同龢大哥）任安徽巡抚时，于定远被捻军和太平军围困之际，弃城逃跑。此事未平，第二年，寿州的团练首领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叛变朝廷，反攻寿州。
翁同书为招抚苗沛霖，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宽恕了他的作乱行为，将苗沛霖的仇人团练孙开泰、蒙时中的首级交给苗祭灵雪仇。但苗沛霖的目的达到后，并不投诚。
尽管翁同书处理苗氏案子，说“其中难处，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因其先是丢失疆土（弃城），继则被贼寇玩弄，依据律例，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写此折的正是时在曾国藩幕中任事的李鸿章。其中“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的话语，矛头实际对准了翁氏家族（翁心存此时朝中担任小皇帝同治师傅）。初，翁同书被定“大辟”（斩首）。翁心存为此竟然病急而逝。后翁同书实判流放西北，三年后也病死。
有了父兄这一段恩怨，于是，人们把后来翁同龢在李鸿章兴办北洋用钱之时，而翁借故财政支出困难为由，处处予以限制，归结为翁同龢“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翁氏的确因为财政困难为由，限制了北洋水师的经费支出，并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但是，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经费支出需要为全盘考虑，这也是事实。奏请停止购船械是1887年，为了堵住黄河郑州段决口，而改《海防事例》为《郑工事例》。当时，曾规定各省嗣后两年内暂停向外国购买船舰。工程结束后，鉴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并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所以户部也就没有拨款。及至甲午战争前和甲午战争中，翁同龢曾代表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的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后来事实证明并没有用于甲午战争。
现在有论者认为，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所以拼命主战，相信清末另一位状元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的高调，以攻击李鸿章避战求和。甲午开战后，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恐慌之中命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的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记载：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情况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氏为之“语塞”。
此段记载，也无旁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翁同龢并非军事战略专家，对于北洋被吹嘘成什么样子，自己并不知晓。从他离津前，请其儿女亲家、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嘱将北洋“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相告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翁氏故意为了报私仇而整李鸿章。最合理的解释是翁氏相信中国海军的力量，而这是和他一贯的清流派思想一脉相承的。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翁同龢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庆王请示丧葬典礼规格。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的光绪帝竟至大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又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看来，很多论者也和光绪一样，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翁师傅那里。其实，这和把战败责任推到李鸿章那里一样，都是片面的。大厦之将倾，岂是几个裱糊匠（李鸿章用语）所能够扶持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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