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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就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867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
沈葆桢上任后，不顾重重阻力，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在“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
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而15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
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恢复天皇统治权力，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5天后，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
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万年青”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千代田”或“清辉”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万年青”号，于1887年1月20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
没。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号、“福星”号和“伏波”号。在造第七号舰“扬武”号时，舰炮被提高到13门，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
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为此，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前学堂），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２０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另有40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按照沈葆桢的策略，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000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两。所以，代价还是颇高的。
其次，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海军）的浪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年1月，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决不可“功败垂成”。沈葆桢捍卫他“死生以之”的船政，不顾丁忧服丧，于1872年5月7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訢表示支持，乃于8月2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当日奉旨“依议，钦此”！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
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直到1877年初，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月31日，该计划正式实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
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人，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其余学生均于1880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14年后，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在1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人任管带，其中有5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其中，“济远”管带方伯谦于1894年9月24日被清廷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殉国的“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
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2月17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林泰曾自认失职，忧愤下于19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
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14岁考取船政学堂、1877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
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著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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