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英才沈葆桢
复杂的身份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身无分文，向人“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但接着他又借200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并于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传教宽容条款”。条约规定：“将前谋害奉天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偿。”而在外国的文本中，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汉文本条约中又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根据利益均占的原则，其他各国也相应获得了偷来的这条权力。

    教案的发生，大而言之，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具体论之，则是教堂对中国财产的巧取豪夺和包庇教民。中国的地产权利是中国民众最要害的一项权利，教堂要自养、自传，必然要与中国农民争夺土地，由此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教堂对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采取包庇的态度，也干涉了中国司法的完整。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民众和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教堂。

    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

    此次教案，规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1862年3月15日沈葆桢上任，但他拒绝接见罗安当。3月17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砸烂了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而罗安当和方安之于慌乱之中逃跑。罗安当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后者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事宜。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

    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