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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袁世凯自幼不好科举，尤喜兵法。22 岁投靠吴长庆门下，次年入朝参与平定朝鲜内乱， 一度赶走日本人。由此得李鸿章赏识，33 岁时被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甲午之战时奉命撤退天津，于次年又被李鸿章举荐以道员衔赴天津小站督练“ 新式陆军”。戊戌变法给了袁世凯一次人生最大的机遇，他审时度势，知道变法无法实现，乃转而投靠朝廷出卖维新派， 时年仅39 岁。
三看外交大家。曾纪泽是晚清没有得到功名而成大器的第一人。因其为曾国藩长子，“ 少负俊才”，1870 年( 同治九年) 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 时年3 1 岁。后因父亲去世， 乃守制在家， 于曾国藩陵前结庐而居， 苦读《圣经》， 由此而精通英文， 此为后来出国维护国权打下坚实的基础。1877 年( 光绪三年) 承袭一等勇毅侯， 时年37 岁。次年即充出使
英法大臣， 补太常寺少卿。其后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 凭三寸之舌收复伊犁， 为晚清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四看实业救国者。位居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 赏二品顶戴的盛宣怀， 也是少年落第的秀才。同治五年（ 1866年），2 2 岁的盛宣怀曾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 双双入泮（ 明、清州、县考试新进生员须入学宫拜谒孔子， 因称入学为入泮或游泮）。次年却乡试落第，未中举人。2 6 岁时因湖广总督李鸿章广纳人才，盛宣怀得人举荐入李鸿章幕府。1 873 年（29 岁）时即筹办轮船招商局， 后任督办。1880 年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 时年36 岁。盛宣怀此后官运亨通， 商场得利， 其伟业超过了胡雪岩。
五看造反派。太平天国的众多英雄好汉， 做大事时年纪都不大。首领洪秀全， 造反时年纪最大， 也只有39 岁。此人年少时曾经四次参加乡试未中， 乃有逆反之心产生。25 岁那年， 因第三次落第，明确了反清意志，自书诗一首云：“手握乾坤杀伐权， 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他要自己开科取士。永安封王时，各王的年纪均不大，石达开仅20 岁，杨秀清30 岁，萧朝贵31 岁，冯云山29 岁，韦昌辉28 岁。太平天国后期主将李秀成在造反时28 岁，36 岁时被封忠王。而陈玉成起义时年仅15 岁，19 岁时即破湘军江南大营， 被封为英王时也仅22 岁。
六看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中， 康广仁31 岁，林旭23 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 岁， 均为年轻有为之志士。
最后看革命派。孙中山于1894 年上书李鸿章时年仅28 岁，乃“为生民请命”。惜乎李鸿章拒绝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年轻人，而造就了一个革命者。
我对晚清的情结， 从19 年前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校园居然就那么远去了， 像一个梦。那时，少年张狂的我写了篇关于晚清的文章作为一堂课的作业， 然后把文章寄给远在家乡的舅舅—— 一位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很有独到想法的、落魄的教书匠（ 后来辞职了做律师， 后来又辞职了做职业股民）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一个错误： 我居然拿电影《神鞭》中的傻儿说事，说这是极不严肃的。
我自那时候起， 就知道我的问题很严重（ 其实直到今天， 我也不能摆脱一种虚实结合的文风） 。于是，我曾经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泡进北大的图书馆，疯狂地查阅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的一书架的资料： 因为我的舅舅告诉我， 我家祖上是太平天国的将军。若干年后， 他又告诉我，他搞错了，我家祖上是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将领……我晕。
后来，又在校园里迎面碰上袁明教授。她问我在干些什么，我说在看晚清的东西，于是她说：“这里面的东西很多，希望你努力。”此番叮嘱言犹在耳。后来， 每隔一两年，她就询问我一些晚清对外关系中的问题。比如，李鸿章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还是“千年之变局”啦， 戈登是否说过“ 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啦，等等。这便促使我不断追求事件的真实性。
开始教书了，教的是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教学相长嘛， 为了不在学生面前露怯， 我把能找到的书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 到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再到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从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到《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同治朝）， 再到光绪朝的《清季外交史料》，以至王闿运的《湘军志》等等，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啃读。又从当时可怜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分批购买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文集、全集、日记等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书库。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 也是为了对同学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自觉跑了很多晚清的涉外事件发生的地点。除了北京地区的数十个地点外， 我跑到岳麓书院探寻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芳踪； 跑到大沽口凭吊僧格林沁的“ 战绩”； 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探寻马噶尔尼访华和辛酉政变的历史尘埃； 跑到沈阳感受满清入关前的王气……看多了， 讲多了， 跑多了， 就想写。第一本书于2005 年在北大出版社出了，接着便有了和胡孝文编辑的结缘。
胡孝文先生是桐城人。桐城是名士辈出的地方， 所谓“ 天下文章出桐城”。曾国藩初学古文， 便以桐城派大家姚鼐之文为师，自称“ 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历史系出身的胡先生对晚清有天然偏好，也就不足为怪了。当他在2 0 0 5 年那个夏天，在电话里读着以前我那本书的一些句子时，高亢的声调震得我耳膜涨疼。要知道，当时他可是在公共汽车上。说实在的，当他读我的句子时，我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我自己对于我当时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对他的激烈反应，在充满感激和酸酸的感觉的同时，更是一种崇敬。我们，包括我自己，都太缺乏这种有限度的对历史的激情了。
于是，他邀请我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写了一年的晚清涉外人物。现在，他又积极敦促我把这些东西改编了，结成书出版。
我很惶恐地答应了，我不忍心叫他失望。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功底，我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历史人，我所有的只是一些思绪，还不一定有什么价值。奈何我对晚清的情结不能自己解开，憋着要说，说了又怕，只有请高人指正，等待“板砖”直击头部。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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