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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W.Taylor)(1907,1911,1919,1947)调查研究工业组织中人力的有效运用时,他实际上给自己确定了组织理论的总任务—分析人的特性以及由组织建立的社会和任务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泰勒及其科学管理运动的后继者们对行为研究的实际范围要小得多。由于他们的职位和训练等历史机遇,也由于他们面临的是具体的工业问题,泰勒与他的同事主要研究执行例行生产任务时作为机器附属物的人力运用。
在时间和方法研究中,科学管理人士喜欢把人这种有机体的特性描述为完成相对简单任务的相对简单的机器。而目标是在生产过程中以尽可能好的方法利用相当低效的人这种有机体。通过确定详细的行为程序(“方法”或一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这些行为程序将通用设备(例如人)转变成更有效率的专用设备。
科学管理运动给工人个体从事生产活动的组织引入了相当精确的测量(后面我们会讨论该测量程序)。它提出和部分回答了人类工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促进了对简单体力操作中生理限制的大量研究(Wechsler,1952),表明准确地列出例行生产任务中的活动是可行的。科学管理在这方面的研究与机械化和自动化更有关联,而不是与组织中人广泛行为的心理面。由于机器在组织中的作用不是关注的焦点,我们不会深入讨论科学管理运动对自动化趋势的意义(Diebold,1952,esp.pp.31-53)。
让我们回到与组织中人力的利用相关的研究。由于这种方法隐含的人的行为理论主要是心理变量,我们可以参考“生理组织理论”的研究。该理论限定在狭窄的任务范围,强调有限的几个心理变量,我们将依次考虑每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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