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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华盛顿在整个会议期间都表现得十分谦虚、谨慎和低调。5月29日，大会决定采取全体委员会的形式，讨论邦联现状和弗吉尼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邦联条例》的方案（即《弗吉尼亚方案》）。5月30日，大会选举马萨诸塞的纳撒尼尔·戈汉姆担任全体委员会主席。此后，华盛顿便只在每天开会和散会时上台就主席座，作为会议开始和结束时的礼仪。其他时间，他都坐在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桌子旁，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讨论和投票。他在会上一共发言３次。第一次是在第一天，当选主席后致简短答谢词。第三次是在最后一天，问由他保存的会议记录以后怎么办。第二次也是在最后一天，对戈汉姆的一项动议表示附议。在这唯一一次实质性的发言中，华盛顿说，他的处境限制了他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大家都希望这个方案遭到的反对越少越好。因此他认为应该采纳刚才这个建议。华盛顿一言九鼎，戈汉姆的动议被一致通过。
华盛顿在会上的这种低调，有表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他成为合众国的缔造者（father），则既因为他“有所为”，更因为他“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自然是指他领导了独立战争，参加了制宪会议，担任了合众国第一届总统。所谓“有所不为”，则是指他作为手握兵权的总司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把军权交还给国会；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票当选的总统，在行将结束第二届总统任期之际，郑重向全国人民表明退休还乡的愿望，开创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华盛顿有所为，美利坚民族得以独立；华盛顿有所不为，美利坚人民不受其害。正是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他成为合众国的father。father这个词，除“父亲”外，还有“创立者”和“缔造者”之意。过去我们都称华盛顿为美国的“国父”，其实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事实。把“合众国的缔造者”（或“创立者”）理解为“国父”，是一种典型的帝制思维和专制思维（称皇帝为“君父”）。华盛顿却并不认为他是美利坚人民的父亲，而只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作为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甚至还有点平庸的人。他在青年时代既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也没有“问茫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概，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更多的土地，在英国殖民常备军谋个一官半职。如果不是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他也许会在他弗吉尼亚的农场里了此一生。他的智力并无多少超人之处，形象也没有什么特殊魅力。他文笔流畅但缺乏文采，待人诚恳但刻板冷淡，和他共进晚餐竟如“葬礼般的肃穆”。历史和人民选中了他，主要因于他的人品。他的诚信无懈可击，他的公正自始至终，他的良心使他的决策丝毫不受个人利害、亲缘、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何况他还有与诚信、公正和良心密切相连的另一种美德──审慎。这就使大家相信，把国家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面对突如其来蜂拥而至的崇拜和荣誉，华盛顿感到诚惶诚恐并一再萌生退意。在交出了手中的“克敌制胜之剑”，回到弗农山庄务农后，他非常不愿意重入政坛。这种想法使他在1789接受总统职位时，竟然抱着像“一个死刑犯步入刑场”一样的心情。这次制宪会议，他原本也是不想参加的。只是在各方的一再请求下，他才同意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勉为其难。这是他在会上三缄其口的深层原因。当然，作为主席，过多的表态会影响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人品高尚非常自律的华盛顿当然知道这一点。
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华盛顿在会上是无所作为的，更不意味着他对于这次会议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制宪会议之前，他就曾与“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互通信息，共商建国制宪的大政方针。麦迪逊则把自己草拟的新制度大纲给华盛顿过目。因此有人认为新宪法和制宪会议实际上是华盛顿和麦迪逊密谋的产物。华盛顿虽然并不愿意亲自出席会议，但一旦参加，则投之以全身心。何况如果没有他作为美利坚民族团结的象征坐在会场，这次会议弄不好真会一哄而散。相反，由于他的出席并担任主席，制宪会议的目的便和美国革命的主题联系起来了。这是会议的精神基础。在后面的描述中我们将看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那一轮红日才终于能够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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