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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5月25日，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
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即5月14日，但那天到会的代表却寥寥无几，此后也总是锣齐鼓不齐，驴齐马不齐。一直拖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才有29名代表到会。好在这时的美国还是“邦之联合”（邦联），每邦1票表决权。5月25日到会的人刚好可以代表7个邦，过了13个邦的半数，便总算是可以开会了。
不过这里有个细节要唆一下，那就是各个邦对代表的授权并不一样。康涅狄格和马里兰规定，只要有1人出席，就可以代表本邦投票。新罕布什尔、纽约、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规定至少2人，马萨诸塞、新泽西、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规定至少3人，宾夕法尼亚要求最严，规定至少4人。巧得很，5月25日，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刚好是4个人（罗伯特·莫里斯，托马斯·费兹西蒙斯，詹姆斯·威尔逊，古文诺·莫里斯），到28日又来了4个（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克莱默，托马斯·米弗林，贾雷德·英格索尔），更是阵容强大。宾夕法尼亚在这次制宪会议上举足轻重，作用很大，其代表差不多也都是一时之选（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到）。宾夕法尼亚代表达到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就有了希望。
至少需要3名代表的新泽西也刚好来了3人：戴维·布瑞利，丘吉尔·豪斯顿，威廉·佩特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2岁的威廉·佩特森。我们知道，1787年的费城会议实际上是各邦各派政治力量逐鹿中原折冲樽俎的战场，而在第一回合和主流方案进行斗争的“首席剑客”，就是这位佩特森先生。请读者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
佩特森的盟友是43岁的刚宁·贝德福德。他是特拉华代表，也是“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新泽西学院的同学和室友。不过他会上却和麦迪逊唱对台戏，曾指名道姓痛斥麦迪逊等人“兴妖作怪”。刚宁·贝德福德是在28日到会的。25日前，特拉华代表团已有3人到会：乔治·里德，理查德·巴塞特，雅可布·布鲁姆。其中，里德是最先向主流方案发起挑战的人，只不过他出手没有佩特森那么重。
北卡罗来纳超额，4人（亚历山大·马丁，威廉·理查德·戴维，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休·威廉森）。需要2名代表的南卡罗来纳也超额，也是4人（约翰·拉特里奇，查尔斯·科兹沃斯·平克尼，查尔斯·平克尼，皮尔斯·巴特勒）。纽约则刚好2人（罗伯特·雅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纽约这两个代表都很重要。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密友和联邦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参加制宪会议时只有32岁。在制宪会议上，他发言不多，但作用不小，而且也提出了自己的制宪方案（即《汉密尔顿方案》），是会议的第四种方案（还有一种是南卡罗来纳代表查尔斯·平克尼提出的，即《平克尼方案》）。罗伯特·雅茨39岁，在制宪会议上没有发言，却和约翰·兰欣（6月2日到会）联手，在纽约代表团内以2比1压倒汉密尔顿，成为会上有名的反对派。后来他们发现，即便留在会上坚持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乾坤，便于7月10日一同离去，留下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汉密尔顿徒唤奈何。不过汉密尔顿虽然在制宪会议上处境尴尬，少有作为，但他的理想──建立一个由富人控制的金融工商业社会，却最终成为美国的现实。
马萨诸塞只有1人（鲁弗斯·金），人数不够（到28日才又来了2人：纳撒尼尔·戈汉姆，卡立巴·斯特朗）。佐治亚也只有1人（威廉·费尤），人数也不够。康涅狄格没有来人（28日来了1人：奥立维·艾尔斯沃斯），马里兰没有来人（28日来了1人：詹姆斯·麦克亨利），新罕布什尔掏不起路费，代表无法启程（两个月后才自掏腰包赶了过来），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算下来，到5月25日，以上有法定代表权的邦是6个。加上弗吉尼亚代表团全部到齐，就有了7个有表决权的邦。当然，因为直到这天才好歹凑够7个邦，正式会议也就因此而延期了11天。
这就很有些出师不利的味道，实际上这次会议也开得很艰难。正式代表74人，最后实到只有55人，而且会议开始以后，出于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13人，坚持到底的只有42人；而这42人中，又有3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便只有12个邦的39名代表。其中汉密尔顿还没有表决权，只能以个人名义签字，不能代表他的邦。所以，在宪法上签字的，准确地说是11个邦。
不过会议好歹总算是开起来了。继5月25日到会27人后，28日又到9人。而且，因为康涅狄格和马里兰各有1人到会，马萨诸塞增加了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邦就有10个了。28日到会的代表中，有一位奥立维·艾尔斯沃斯先生必须特别加以注意。42岁的艾尔斯沃斯是康涅狄格代表。正是他，一方面抵制了麦迪逊等人中央集权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和本邦其他代表一起促成了大邦和小邦之间“伟大的妥协”，使差一点夭折的会议起死回生。这个故事，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要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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