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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葬礼执行官,历史学家必须尽量接近死亡。他必须亲自经历死亡,也就是说,他必须热爱死亡;一旦与死者建立起一种原始的息息相通,他就必须付出这个代价,才能够与之交换生命的符号。米什莱整部历史都是这样一套用于接近死亡的仪式。
而且,这种做法本是一套巫术。在历史学家的生命里,死亡成了一个必要的、充足的对象。米什莱吞噬死者(“死者的乌血我可没少喝”),所以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按照米什莱的历史的道德合目的性,一种内在的合目的性把整个过去规定为米什莱的食粮。整个历史向米什莱敞开,让他能够亲自体验。一种奇妙的关系把世界作为食物奉献给历史学家,将其标注为一项消费品。“荷马说过,上帝支配着人类命运,让一些人垮台,如此后世方能谱写颂歌。”任何一部复活的神话(米什莱的历史亦有此雄心,这是我们已经了解的),其核心都是一套吸纳的仪式。让往事复活并非只是一个譬喻;它其实是一道圣餐,是驯服死亡。米什莱交还给死者的生命带有一个沉甸甸的丧葬指数,沉重得使复活变成了死亡的本质,绝对鲜明和贞洁,好像明明知道死者已去,仍然会在梦中复活一样。
死亡在米什莱的往事复活里是沉重的,它既非天堂,亦非坟墓,而是死者本身的存在,可却是在梦境里,它本身兼有生命的亲切(感人)的特征和对于死亡的庄重肃穆的了解。于是,所有瑕疵都被抹去,生与死之间、活着的历史学家的惊恐的孤独感与不知畏惧的死者的通感之间,任何晕眩都被克服了。所以,米什莱才能如此轻松地从无数死者身上发展他自己的机制。正如昂戴乌斯不能脱离故土,米什莱也得不断接触死亡;他依赖历史,恰如学习如何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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