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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既不是恺撒，也不是克劳迪乌斯，可是常常梦见一群人在哭泣、在长吁短叹，一些生年恨短、盼望再生的人……他们向我们索取的，并不仅仅是骨灰罐或者泪水。对于他们来说，光重复他们的哀叹还不够。他们需要的不是一首挽歌，一位哭丧妇，而是某种神力，一位“预言家”（vates）。只要得不到这样的神力，他们就会围绕着他们的封闭的坟墓一直游来荡去，永远不得安息。
他们必须有一位俄狄浦斯，为他们解释他们未能破解的自身之谜，告诉他们未能理解的自己的言行的意义。他们必须有一位普罗米修斯，一遇到他盗来的火种，空中飘浮的冰冷的声音就会造反，弄出响动，开口说话。他们必须有更多的东西;必须听到从来无人说出的话，留在内心深处的话（到您自己的心里去寻找吧，它们全都在那儿）;必须让历史的静默时刻开口，历史在这些可怕的延长符号上缄口不语，然而，那正是悲怆至极的重音所在。只有做到这一步，死者才能在坟墓里安息，才会开始理解自己的命运，才会把杂音整合成一个最柔和的谐音，才会压低声音互道俄狄浦斯的遗言:“记住我。”（παντωξγαρεχειταδεχυροξ）鬼影憧憧，前呼后应，彼此安慰，听凭人们封合他们的骨灰罐。他们离去了，在友爱的轻轻抚慰之下重新入睡，放弃遐想。这些过去时代的珍贵的骨灰罐，历史的祭司们怀抱着它们，相互之间传递它们，此时他们怀有何等的怜悯之心，何等的小心翼翼啊（他们本人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他们怀抱的仿佛是父辈或儿辈的骨灰罐。儿辈?这难道不正是他们自己吗?
——1842年，转引自C.莫诺:《米什莱的生平和思想》，第二卷，第6章，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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