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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最严重的也是最为人们忽略的现象之一,是时间的节奏已经完全改变。步伐奇怪地双倍地加快了。在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里(72岁的凡人),我看到了两次大革命,而在过去,两次革命之间也许得相隔两千年的岁月。
我出世的时候,正逢伟大的本土革命中期,本应能够看到工业革命的萌生。我生于巴勃夫的恐怖之下,死前又看到了第一国际的恐怖。
在我生活的时代,这种恐怖屡屡制造出所谓的救世良方:军政府,奥斯特利茨的恺撒大帝,色当的恺撒。
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同样严重,而且更为广泛的现象:一个阳光下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英帝国,十倍于波拿巴和亚历山大的帝国。
在地球上,死亡从未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因为,依照拿破仑本人的数字,如果说他在短短十年当中(1804—1814)杀死了170万法国人,加上大约同样数目的德国人、俄国人,等等,英国人则在一次出名的诉讼案件里,指控它的一位总督在一次饥荒中杀死了几百万印度人。只需根据这个事实,人们便可以判断,以百年为计,殖民暴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可以针对两亿人肆无忌惮地施行什么样的举动。
然而,如果说破坏性力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创造性力量所带来的奇迹同样令人惊讶,而且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想到一个人的有生之年竟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我生于1798年,瓦特先生完成发明多年以后,正逢他的企业瓦特伯尔通公司将其付诸工业实施之时。这就产生了冶铁和制铜工业的无数工人,英国旋即拥有了4亿人的力量。这个与我一道诞生的神奇的英格兰世界,现在已经衰落了。不过,恰在昨天,这个将机器的效能用于战争的可怕世纪导致了普鲁士的胜利。
那些相信过去中蕴含着未来的人,相信历史是一条流经相同水道的不变长河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一想,并且应该看到,一个世纪跟前一个世纪往往是相反的,有时甚至是对前一个世纪的厉声反驳。路易十四一死,18世纪便乘着个人思想和活动的翅膀,轻盈地前进了;我们这个世纪却用大机器(工厂和兵营)禁锢和蒙蔽人民,走向了它的宿命。
请注意,前者为后一种重要现象忠实地敲响了轻轻的警钟。那就是哲学,它说的话与此处所说的完全相同。1815年和黑格尔的宿命论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菲尔绍、罗宾和利特雷的医学和生理学的宿命论。
我本人却仍然相信大机器,我只偶尔谈论理念的宿命,而且只有当自然科学的进步(例如本卷内的拉马克)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
总体而言,这一部相当物质化的历史可用三个词概括:社会主义,穷兵黩武,工业主义。
三者既相辅相成,也彼此破坏。
巴勃夫的恐怖主义成就了波拿巴,正如波拿巴打下的胜仗——也就是诞生中的社会主义——因其恐怖而有助于军国主义的胜利。
军国主义在其伟大的抗争当中遇到了什么?强劲的工业所创造出的英国黄金不断挹注资金和武装欧洲。这一强势在奥斯特利茨受挫,在滑铁卢大胜。
——1872年,《19世纪史》,第Ⅰ卷:《波拿巴的起源》,序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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