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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教士之职和另外那个相同:它至少要求保持精神上的独身:米什莱如果要迎娶革命,就必须戒除自身的历史。既然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各个时代,那么接踵而至的亦即米什莱生活的时代又能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什么都不是,一部后历史而已。19世纪令人尴尬;既然它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已经没有位置,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可是,它依然存在。那么它是什么?一次延缓而已,一段仁慈的或可怕的时间,总之是一段附加的时光,正如从耶稣之死到末日审判,耐心的上帝为基督徒提供的那段光阴。既然法国大革命是正义(请理解为上帝的天国)的光荣降临,任何将法国大革命与天堂隔开的时间都令人无法理解,也就是说,被抽离了历史,与历史的含义无涉。
在这段历史的延缓期里,米什莱经历的错愕正好与奥托和噶尔巴统治下的任何一位基督徒相同。他参加过政治斗争,但这不应造成错觉:米什莱其实没有参与那个世纪的任何工作;他多次逃之夭夭,而且都在紧要关头;他的勇气只有次要的、装饰的意义(其诚意却不容置疑)。他对自己的时代听而不闻,仅是历史中的共和派;面对一部执意追求写成后能够存世的历史,米什莱感到惶惑和苦涩,他只能让19世纪作为世界末日进入时间进程。这是他最后一篇充满虚无主义的序言的用意,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对格朗维尔的抒情诗《最后一个人》(他曾在生前最后一本书的附录里引用)产生了(从未见解释的)兴趣。因为,甜蜜的眼泪、拒绝苟活的豪情和“不亚于胜利的一次成功的失败”正是米什莱钟爱的主题,也就是末代遗民的孤独感,这个时代已成往昔,却完成得十分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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