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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植物般成长的历史排除了因果关系。米什莱只在解释时才把前因和后果一类的不同客体对比着说。人们会不会说水母是鲸鱼之“因”,或者说种子是花朵之因?不会。因为两者只是同一块织物上的两个相距远近有别的区域。历史的对象也是如此:此对象并非彼对象的肇因,二者不过是同一根茎上的不同时刻罢了。
米什莱式的因果关系确实存在,却被小心地归入未必存在的伦理观念的领域。那是一些道义上“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些纯属心理学的提法,其影响已经移入机械性肇因当中去了。例如,自发生殖是必然的,只因不相信它就是亵渎神明。希腊必然从未有过同性恋,因为它通体光明;腓特烈大帝必然从未有过鸡奸男童之癖,因为他有“坚强的灵魂和钢铁般的意志”;法国必然没有家庭,因为那是清教徒国家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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