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 第三部分
国民党军北取守势(1)

    国民党军北取守势、南取攻势的战略方针

    1948年7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不仅东北、华北、西北、华东战场的国民党军主力被分割钳制在几个孤立的战略要点上，完全处于消极待变的被动境地，就连国民党军最为集中的中原战场，也由于防御体系的被打破开始转入被动。蒋介石曾一度准备按照美国顾问团团长巴达维的建议，放弃长春、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东北主力撤至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中原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权，但由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坚决反对和蒋介石顾虑政治影响而未能实现。据国防部第三（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日记记载，7月17日“晚于总统官邸，饭后研究东北作战，决定暂取守势”，“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7日，南京军区摘抄打印本。

    为了挽救败局，1948年8月3日至7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研讨两年来的作战总结与未来对策。其实早在人民解放军开始进攻开封时，蒋介石就已感到危机临头，令参谋总长顾祝同电告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兵团、绥靖区及各整编师，国防部将召开军事检讨会，要求各单位研究，6月24日前准备好提案。由于战事紧张，所以至8月初才将与会人员聚集至南京。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章、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胡宗南的代表李树正、沈策以及各军长、国防部厅、署、司局长等共120多人。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近几个月以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中外人们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蒋介石把两年来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高级将领，责备他们“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灭”；对自己则只承认“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蒋介石警告高级将领“对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彻底觉悟改革，对于过去那种失败主义的心理不能扫除净尽，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那无论我们有多少军人，有怎样精良的武器，将来总要被共匪所消灭，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固然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行”。蒋介石： 《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二卷，第483—489页，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但他已经无法找出真正、实际的改正办法和出路，只好用一些空话来为与会的将领们打气：

    我要求大家认清我们目前剿匪首要的急务，是改造我们一般官兵的精神和心理，要恢复我们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

    现在我们无论海陆空军、交通运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哪一样不是超过共匪若干倍，共匪有哪一样够得上与我们相比！我们为什么要动摇信心，自甘失败呢？

    大家要记取本党革命的历史，恢复革命的自信心，以自力更生的决心，作艰苦卓绝的奋斗，必可完成戡乱的使命。蒋介石： 《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二卷，第483—489页，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

    军事检讨会对两年来的作战方针、作战指挥、编制装备、新兵补训、后勤供应、士气、情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进行了研讨，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在《战略方针之决定》中，主要是： 将作战重点仍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剿，使成流寇，然后依后备兵团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作战地带”，在陕西“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长江以南成立绥靖公署，培养地方武力，争取人力物力，“廓清散匪，俾总动员实施有利”。南京国防部于会议结束的8月7日，发表《半年来战局总检讨》，将上述军事战略概括表述为：“军事上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打匪主力。”这就是战略上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文中承认半年来国民党军损失官兵217552人，关内关外放弃县城89个。1948年8月7日中央社南京电： 《国防部半年来战局总检讨》，载1948年8月8日《中央日报》（沈阳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