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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胜利，使蒋介石深感忧虑。1947年11月3日，在南京召开的大别山作战会议和湘、鄂、皖、赣、苏、豫六省绥靖会议上，他说：“现在刘匪如果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蒋介石： 《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1947年11月3日），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二卷，第315页，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因而，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负责进攻大别山。11月22日，九江指挥部在南京组成，23日至九江设立。计有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第八绥区（辖整四十六师），第五绥区（辖整五十八师），新编第五、第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原在中原战场的整十、整十一、整二十八、整八十五、整五十二（缺第八十二旅）师、整二十一师第一四五旅；并从山东战场抽调整九、整二十五师，从郑州调整二十师南下，共33个旅25万多人。以驻汉口的战斗机、轰炸机等飞行大队和海军江防第二舰队支援陆军作战。
白崇禧决定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命令于12月1日开始向大别山攻击。其作战方针是：“本部为彻底围歼窜据大别山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并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五册，第343—344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编印。同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以整五军（辖整五、整七十、整七十五师）在淮河以北地区钳制陈粟大军，西安绥署以第五兵团在豫西钳制陈谢大军，作为战略配合。
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确立与巩固的关键。因此，中央军委指示三路大军： 刘邓大军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外线的平汉、陇海铁路展开大破击，调动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三军密切配合，“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刘、邓根据军委指示，并鉴于大别山区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行动谨慎，难以捕捉战机，根据地又是刚刚建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困难，中心区山高路小，回旋余地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等情况，决定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以一部兵力向敌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开辟新解放区。由刘伯承率中共中原局和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向淮西地区转移，以第十、第十二纵队向平汉路以西的桐柏和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新解放区，调动敌人；由邓小平率野战军前进指挥所及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坚持在大别山区斗争。刘、邓采用的作战方针是： 在地方部队配合下，“采取宽大机动，主动分遣攻取敌弱点。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也向外。将敌牵制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魏锦国： 《大别山前进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载《刘邓大军风云录》（上），第24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双方伤亡都很严重，但国民党军始终未能“规复东部核心地带”，更谈不到分区围歼解放军了。
陈粟、陈谢两军依军委指示，于12月13日对平汉、陇海铁路发动破击战，至22日，共破路400余公里，歼灭国民党军及地方团队2万多人，攻克许昌、漯河等国民党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和兰封、西平等县城23座。国民党军为重新控制平汉路，并维持其对大别山的围攻，以孙元良兵团（辖整四十一、整四十七、整三十八师）主力由郑州南下，以原豫西的第五兵团部率整三师北上，企图夹击解放军。陈粟、陈谢两军于12月25日至27日晨，在西平地区将第五兵团部及整三师歼灭，并乘胜围攻确山，重创由大别山回援的整二十师，使围攻大别山敌军的重要补给基地信阳面临严重威胁。国民党军不得不再从大别山抽调整十、整十一师及整九师一部增援平汉线。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内线、外线的密切配合下，积极作战，艰苦斗争，共歼敌69万多人，创建了桐柏、江汉解放区，并使豫陕鄂与豫皖苏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军为确保其重要点线和战略基地的安全，被迫先后从大别山调出13个旅，大大减轻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压力。大别山的双方争夺战，至12月底时，国民党军已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崇禧说： 一个多月来，虽然对解放军予以打击，“不过匪的全部主力尚未击溃”。“按过去豫鄂皖三省剿匪，当时我以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尚费时三四年，今天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白部长训词》，载《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记录》，第9—10页，国民政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编印，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第117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蒋介石则更为悲观，1947年12月底的日记写道：
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成败利钝，一唯听之天命而已。
陇海平汉两路中心——郑州、许昌、开封——铁道完全被匪拆毁，军事上更蒙受重大之打击，第三师几乎全部损失，莱阳被陷未能克复，东北华北形势皆甚紧急，本月份以军事最为不利也。秦孝仪主编：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印，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第117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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