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中的性
同性恋（3）

    让女性负担维持婚前性行为标准的责任一直是1949年以来性描述的一个主题。在婚姻中，这种责任更加重大，以致于女性有能力折散婚姻。似乎女性是性道德和家庭和谐的动因，因此违反了这个角色而产生婚外性行为或者保持独身可能会破坏和谐的基础。（20）正是因为女性被赋予了通过给她们自己的行为来维护性秩序的责任，因此她们具备了对话语的价值产生威胁的能力。（21）于是把痛苦归因于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便有了进一步的目的。赋予女性性道德维护者的能力可能加强话语的标准，而它的目的是可以将对话语的标准的威胁减至最小。

    可能还会用同样的观点来解释对失去贞操的关注；占主要地位的话语对女性纯洁性的赞赏可能旨在保护父权制秩序不受影响。如玛丽•道格拉斯所提出的，在高度约束的环境下保护身体――这里指女性的身体――不受到性接触可能代表了社会个体的脆弱的一面（道格拉斯 1989，115）。广义地说，保护女性不受到性接触的行为和话语可能表达了一种家庭和社会特征的文化观念。女性的纯洁因而与保护群体不受到污染联系起来。（22）

    当代对女性性行为的描述中体现了这样的观点，不是在对女性贞操和纯洁的具体要求上，而是体现在对女性性行为的期待上，要求她们是恰当和不恰当行为的轴心。女性的性行为既定义了对群体性道德的总体标准，也定义了话语中所排斥的性行为和性态度。如果得到控制，它代表了社会和道德秩序，而如果任其自由和自主的话，它便代表着危险、破坏和混乱。不同模式的女性性行为之间的差别――特别肮脏的和特别纯洁的――规定了通常可以让人接受的性行为的界限。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占主要地位的性话语都把女性的性行为解释成性秩序的主要动因。

    对同性恋的描述动摇了女性性行为的潜力。同性恋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可以通过疾病和堕落产生毒害。然而，将同性恋有争议地描述为一种不正常的男性性行为的女性化说明了与标准的男性气质之间的距离。占主要地位的话语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男性同性恋者的女性化特征，从而把同性恋包含在女性的广泛类别之中。用女性气质来描述同性恋行为体现了同性恋的性别特征和它的危害性特征之间的关联。它提出了另一种模式来巩固认为女性是性和道德秩序的潜在威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