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商业化的市场
卖淫（1）

    “中国是一个曾经宣布消除了卖淫和性病的国家……三十年过去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卖淫业又出现了，性病也再次开始传播，而且速度惊人”（王行娟 1992，420）。中国的卖淫和女性犯罪研究的一位先驱者所做出的这一评论中所包含的意思得到了很多当前关于中国卖淫的历史和最近的复苏的观点的赞同。这些观点认为，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卖淫被消除了，几乎完美的道德观体现出那是一个思想纯洁的时代，普通男女至少还有一些官方所宣传的共同的理想。相反，繁荣的商业机会中，政策和行为方式承认个人欲望超越了对集体的义务，这导致了卖淫业在过去15年里的重新出现。由于缺乏文革期间卖淫的数据，因此这种观点只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即中国不与西方接触时的健康的理想主义和个人企业与国外贸易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堕落影响。（13）对妓女的话语性的解释表现了商业机会带来的社会混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个多月，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禁止卖淫，关闭了首都220家妓院，“解救”了1200名妓女，逮捕了300多名妓院老板和皮条客（王行娟 1992，420）。1951年，中国性产业的繁荣中心――上海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解救”了7000多名妓女。1954年“处理妓女委员会”在地方组织了一系列运动以消除小城镇的卖淫业。在全国各地，妓女们都被集中起来送到专门的拘留所，在那里她们接受性病治疗并且教育她们基本的卫生常识、帮助她们获得就业的技能，并且努力使她们和家人团聚。这项计划的中心在于“教会女性作为刚刚被解放的下属思考和说话”（贺萧 1994，170）。妓女们被组织成学习班，用官方话语来鼓励她们认识到自己过去受的压迫和自己在其中的可耻的角色。（14）有人建议把当妓女三年以上的女性归为“游民”――城市等级中最底层的人（杨洁曾和贺宛男 1988，33），这显然是认为妓女是社会和道德秩序威胁，这项建议立刻遭到了在上海负责关闭妓院的人的批评。（15）到1958年，当上海宣布消除了卖淫业的时候，卖淫已经被当作一种过去封建社会的现象。说明官方成功打击“卖淫制度”的最后一项行动是在1964年，全国最后一家性病医院在上海被宣布关闭，性病在中国再也不存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1991，1）。

    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改革初期，卖淫业的重新出现就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方数字显示，从1986年到1990年，虽然警方不断地在进行打击和搜捕，但从事卖淫的人的数量比前五年增长了四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1991，12）。阮芳赋说，从1986年1月到1987年底，新增了62所专门为妓女而设的监狱（阮芳赋1991，79）。官方的正式承认是在1988年3月，安全部副部长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建立了68座妓女拘留所和再教育中心（王行娟 1992，420）。然而，尽管媒体对这样的发展给与了很大的关注，但官方消除性交易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卖淫业不但继续繁荣，特别是在南部和东南部商业区，而且它的社会构成也开始扩大。一份解释1991年《禁止卖淫的决定》的出版物中包括了以下观点：“过去，（妓女）主要是无业和未受过教育的人；还有个别外国人。但是现在除了这些人之外，国家、集体和私营企业的职工、党和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大学生和研究人员也成为妓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1991，12）。一位广东的高层政治人员1990年时说一些妓女是高级官员的女儿（阮芳赋1991，80）。妓女不再是处在城市和农村社会底层的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艰难谋生的一种方法。最近的证据说明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努力向上爬的女性加入了性交易行业，因为与其他职业相对绵薄的收相比，卖淫业有着更加有利的前景。大城市的合资酒店和高级饭店现在是高级妓女们的主要工作场所，她们的顾客包括外国和人有钱的中国商人。按摩房是层次较低一点的妓女工作的地方，而被卖入卖淫业的女性则会发现自己是在服从她们的丈夫、也是雇主的命令。

    近年来性产业的社会构成的变化给公共讨论带来了新的话题。大分部描述都明确地认为卖淫是市场经济中的商业机会所带来的欲望和行为的一个方面。卖淫标志着现代性的可能性和危险。于是，成为妓女的年轻女性通常被描述为受过良好的教育、渴望进大学和出国旅行。（16）同时她们都来自城市，轻易地便可以得到由私人部门提供的经济机会。事实上，她们从事性工作常常是因为她们与个体户有联系。然而，卖淫也标志着商品化带来的道德危机。仅仅从描述卖淫时所使用的语言便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对此表示同情而不是谴责的文章中也是如此。妓女被描述这“那种人”，是“堕落的女人”（刘小聪 1991，12－15）。她们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不道德”的，是在用“不正当的方法谋生”（杨洁曾和贺宛男 1988，33）。另一个突出的造成妓女堕落的原因被认为是对物质贪婪的欲望。很多描述都强调女孩子的堕落是从她们对钱的欲望开始的，她们希望有钱可以花在享受上－－去国外旅行、穿得漂亮等（刘小聪 1991）。有些评论者提出，那些成为妓女的女性“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或者是因为贫穷，甚至都不是社会轻视和压迫的对象”，那么她们卖淫的主要原因只能“首先（她们）在道德上的堕落，其次是她们追求个人享受”（康树华，刘烂璞和赵可 1988，55）。有观点认为近来卖淫现象的上升是国外“性解放”思想造成的恶劣影响的一个方面，这显然是在利用卖淫问题进行道德监督（康树华，刘烂璞和赵可  1988，155－7；《工人日报》思想教育部1983，38－9）。（17）事实上，作为改造的一部分，妓女们必须接受的整个道德和思想教育计划是以她们的观点有不良倾向这一假设为前提的。这种解释从定义上排除了认为“性工作”可以成为一项合法的工作，和其他职业一个同样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的观点。

    将卖淫描述为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