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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9年以来对性传播疾病的公开讨论不但受到医学，而且受到社会和道德的影响。从20年代以来有关“性病”的著作中就已经很突出的辩论中，卖淫和感染这两个相联的主题一直支配着如何阻止性病蔓延的政治和专业意见。（14）50年代初，政府消除性病的努力对象是城市中的妓女和其他少部分人。在卫生部的支持下组成的政府团队开始用初步的性健康和性卫生知识教育公开，1950年，在大规模的消除梅毒运动后关闭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妓院，并且逮捕了几千名妓女、妓院老板和拉皮条的人。妓女们都接受了常规检查和医学治疗，并且在专门为些建立的城市拘留所里接受改造。1957年10月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公共安全的控制和惩罚条例，规定禁止卖淫并且对嫖客处以拘留和罚款（阮芳赋1991，76）。到1964年，中央政府宣布已经完全消除了性病。
政府文革之间对镇压了卖淫和消除性病的欢呼并没有能够阻止它们20年后在中国的市场改革所带来的新的商业机会中重新出现。（15）1980年到1988年间报告的性病的总数为140，648例，这可能只是总发病率中的一小部分（冯客 1993，345）。来自卫生部的数字表明1989年6月间报告了204，077例性传播病症，其中男性134，691例，女性69，386例。根据专业诊所发布的数字，1989年上半年性传播病症的发病率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105．16％（《健康报》1989年11月21日，摘录在王行娟 1992，421）。到1990年，据报导有70％的妓女患有性传播疾病，感染的范围比1985年增加了44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1991，13）。1980年1月1日开始升效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拉皮条可判三到十年有期徒刑，并且在1981年6月和1982年6月开始了全国性的打击活动。然而，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并且从事卖淫业的人的数量大幅上升。仅仅从1986年1月到1987年7月，就建立了18所新的专门收容妓女的监狱，到1987年12月，监狱的数量又增加了两倍（Du，Yi和Xiong 1988，见阮芳赋1991，79）。在1987年的头七个月里，被逮捕的妓女的人数比1986同期增长了87％。1992年在中国南方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打击活动中，有一万人被逮捕，其中有4600多人被判六个月到两年的劳动教养（美联社1992年6月12日）。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被逮捕的人从1986年的25，000人增加到1990年的200，000人（美联社1993年9月11日）。由旅馆、酒吧和发廊以及地下妓院和钱财诈骗者参与的卖淫业再一次成为城市生活的普通现象。事实上，一些报导认为现在比1949年之前更加活跃（阮芳赋1991，79）。
有关卖淫和公众健康的出版物中有限的信息清楚地体现了50年代对性病的总体态度中的道德准则。尽管中国共产党将卖淫分析为经济剥夺和剥削的产物，但官方的态度强调是它对淫荡的表现。国家出版物上的文章都把重点放在“性病”与社会和道德恶化之间的联系。卖淫是腐败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是身体罪恶的产物。于是相关的故事总是在庆贺消除梅毒行动达到的成就，出版那些在职业训练计划中被治疗和改造的妓女说的表示感谢的话。
80年代末由于公众中再次出现对对性传播疾病蔓延的恐惧，过去几十年里的道德偏见又浮现了出来，只是近来有了微小的变化。它的基础显然是政府的《禁止卖淫和控制性病传播的指示》。很少有报纸文章提到“性病”的时候不涉及社会恶化和民族腐朽的。虽然偶尔更加宽容的专业评论者和运动家总是让自己与这种偏见保持距离（如，陈春明 1995），但通常的观点都认为性传播疾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对身体有严重的损害；它们会在内部器官和其他结构中蔓延，导致残疾并威胁到生命，还会影响下一代的身体素质，以及民族的发展和繁荣（罗汉超和楼有益 1989，1）。对如何防止这种疾病的传播的建议总是在重复一个相同的内容：“为了不让性病蔓延，我们应该加强精神文明教育。我们要开始理想、道德、法律和卫生教育以使人民，特别是年轻人有意识地抵御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透”（薛发贵和邓宗修 1988，2）。
官方于1989年承认艾滋病的存在唤起了对“民族健康”的关注，这是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一个热门话题。猖獗的性病再次成为民族衰落和国家耻辱的可怕的比喻。直到1990年初确定云南省有大量的HIV携带者，官方的报导才宣布艾滋病是从国外传播进来的。“随着开放政策，性病抓住了机会从国外传播到中国，并且逐渐在很多地区蔓延”（罗汉超和楼有益 1989，1）。到1994年末，总共有1774人被查出HIV阳性，其中有65人发展成了艾滋病并且有45人已经死亡（《中国新闻文摘》1995年4月17日）。根据传染病防治处的齐小秋所说，真正的HIV携带者可能在5000到10，000之间（《费城调查》，1994年9月23日）。政府警告说除非对中国的血液制品进行恰当的管理，否则在十年里艾滋病病例的数量会增加三倍，于是成立了国家血液制品管理委员会以对全国的血制品进行管理（《光明日报》，路透社报导，《中国新闻文摘》，1995年4月17日）。尽管认识到在这一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静脉注射毒品造成的，但由于受到大众偏见和医学意见的影响，认为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来自中国边境之外的想法仍然很突出。外国居民和出国旅行的中国公民或者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人，如合资企业和酒店的工作人员，都被迫接受HIV测试。上海虹桥机场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预防国外病毒的进入，据报导他们使用了一项技术，只要采一滴指血就可以在两分钟内对进入和离开中国的人进行测试。1993年4月上海一份地方报纸报导说，1990年用这种方法对14，000人进行了检查，1993年则是50，000（《上海大众卫生报》，1993年4月13日）。这一政策到1993年2月，那时终止了对从香港入境旅客的抽样检查。认识到这样的测试并没有达到科学的要求，于是对疾病的检查从以外国人和旅行者为目标转移到了国内病源上。在广东和云南这两个感染人数最多的省建立了两个国家监督中心，进行血液测试和给卫生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在一些城镇建立了性传播疾病的专业诊所。北京还设立了一部艾滋病热线电话，为打电话的人提供信息和支持。然而，由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提供自愿服务的这部热线电话意味着在批评政府在艾滋病增长问题上的行动迟缓。尽管政府计划通过电视、报纸和展览来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但普通大众对这种病体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无知”（《了望》，《中国新闻文摘》报导，1994年9月20日）。即使那些自认为是这方面专家的人也认同这样的恐惧，即通过衣服和坐在在病人坐过的地方便有可能感染性传播疾病（薛发贵和邓宗修，1988，2－4）。由于对教育计划的投入非常有限，因此普遍存在的对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的偏见依然存在，认为它们是与堕落和犯罪行为相联系的传染性的影响。
媒体在谈到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的时候用到的语言显然是在将“他们”和“我们”区别开来，即可怕的敌人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实体。有关性传播疾病的讨论加强二元化的基本思想，好和坏，中国和外国，以及可争议的男性和女性之间。敌人是外国人和妓女。如第八章中所说的，男性同性恋者――不正当性行为的另一个方面――也是一个感染源。于是，外国人，女性和性行为不恰当的人成为了通过开放的市场进入改革后的中国的、对大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综合因素。与可疑的外国人保持距离代表了一种对病毒的隔离。将卖淫和同性恋定为犯罪是另一种隔离污染的方法。1991年9月升效的一项法律规定对那些知道自己感染有性传播疾病还涉及卖淫的人要附加刑事罪（AP，1992年11月23日）。那些“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疾病还从事卖淫”的妓女的意识只能增加她的犯罪能力。将妓女描述潜在的污染源还延伸到了那些与她有接触的人身上（桑塔格＜Sontag＞1989，48）。李鹏最近签署的规定要求妓女和嫖客如果拒绝法律和道德教育的话要被拘留六个月至两年（AP，1993年9月11日）。在云南，公众对HIV携带者的态度说明了受害者意味着有罪，因此与之接触也成为污染者。一群被查出HIV阳性的男人被同村的人关在村外的一所房子里隔离起来，而且不提供食物和水。河北省有一个男性由于儿子是HIV阳性而被解雇；他的兄弟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找不到工作。（16）在这些例子中，认为感染者有罪，并且延伸到他们的家人身上。不仅认为个人感染者有传染性，而且还牵连到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于是受害者成为作恶者的同时也成为他的人牺牲品；当他成为污染物的动因时，无辜受害者的隐藏的真实才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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