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观念
婚前激情（1）

    50年代的话语指责个人的热情脱离了社会责任，是一种受到旨在将个人纳入公共领域的思想意识形态所强烈谴责的东西。个人主义的沉迷和放纵的所带来的危险性――－资本主义罪恶的核心――在表现激情时达到最高程度，个人在这时会“丧失控制自己的力量”（《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爱情婚姻和家庭》1953，9）。年轻人被告知爱情不应该与激情和性混为一谈。激情意味着对共产主义道德来说一切最不稳定和不纯洁的东西。作为一种对个人和基础都具有社会分裂和危害性的东西，它被坚决地摒弃了。与把可怕的生理后果与不恰当的性行为联系起来的方法类似，突出寻求激情的负面作用的方式也是将它与它必然会产生的不幸相比较。浪漫的描述常常与造成身体危害或者社会报复行为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人们对放纵的危害性的注意。激情常常被与“深渊”联系在一起，“寻求快乐”的人都会掉下去；被与激情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泥潭”，出来惟一的方法只有“爬”（《大公报》（1951），见杨 1959，25）。因此Song Tingzhang认为激情意味着“不可救药的放荡行为”，邓颖超出指出，它很容易导致“对共产主义道德的背叛”和“杯水主义”（Song Tingzhang 1955，14；邓颖超1985，4）。（15）激情就像“肥皂泡”一样，一篇同名故事这样认为，注定是会破灭和消失的（洛加 1955）。短暂的激情不能代替在工作和学习中建立起来的更加可靠的理解。渴望对伴侣“体贴无比”使女性“在热恋的时候看不到快乐后面危险的种子……”（刘乐群 1955）。

    与激情联系在一起的危险来自它表现基本身体欲望和道德堕落的特征和它反社会的本质。认为性只是“生物吸引”的观点是指出它在道德上比爱情低劣的常见方式。一旦与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渴望分裂开来，生理上的爱便是失去了光泽、是不洁的、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

    思想和意识、感觉、智慧、文化成就、生活中的兴趣和其他类似的社会因素是人和人之间崇高的爱的决定性条件；两性之间的身体吸引必须与这些社会因素连成一体……而后才能产生恋爱行为。把性关系降低到生物般的性满足的水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败坏的表现。（程今吾 1950）。

    在把性欲视为一种机械的，而且是有些低劣的、生理性的现象这一话语性的观点中，性欲是没有它的位置的。它极少被用直接的语调提及。实际上，爱情的资料中缺乏对性经历的描述这一现象说明了仅仅是提及便就可能会引起话语中极力阻止的某种行为。然而，在考虑婚姻时，爱情从概念上说是可以被年轻人接受的。于是，婚前群体积极地产生性行为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危险要比更加年轻的青少年更加严重，于是预防性措施的必要性也就更加紧迫。官方话语中有关婚前爱情的观点对那些符合标准的人允诺了社会支持甚至政治地位。相反，不符合标准的人会遭到不幸、苦难和社会谴责。于是，对婚前的恋爱问题在话语上坚持进行社会引导提供了一种间接但坚决的手段以警告年轻人远离性行为。

    把激情描述为分裂的和危险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年轻人在结婚前产生性行为。实际上，在结婚前禁欲是绝对的要求，虽然严格地说不是非法的，但如果违反了便会被认为是一种犯罪。（16）和给青少年的建议一样，对那些已经在考虑结婚的人也明确地指出产生性行为会妨碍他们的学习，也会破坏他们的婚姻幸福。生物学观点也支持让年轻人尽量延迟结婚、从而也延迟性行为的建议。《中国妇女》上的一篇文章便认为女性在“适当”的年龄结婚是有充分的生理原因的，因为直到25岁女性生育器官的“内分泌系统”才发育完全（林巧稚1957）。还有其他的观点认为女性到25岁以后骨盆的容量才发育完全（张锡钧 1957）。

    80年代进行的多次有关年轻人性行为的调查说明性态度和性行为正处于重大的变化之中。从80年代中期开始，据报道婚前同居的数量开始上升，学生们常常不理睬大学里禁止朋友住在彼此的宿舍里的规定。（17）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在北京进行的调查说明敌视婚前性行为的人数在不断下降。1989年春到1990年春在20所高等院校进行的研究显示有22％的男性回答者和11．7％的女性回答者承认有过性行为（耿文秀 1991，88）。（18）在同一调查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回答者认为童贞不再是婚姻的“必须条件”。在一项对1550名北京市民的随机调查中，尽管只有15．5％的回答者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但约30．5％的回答者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李银河1991，98）。1991年在北京进行的第三次随机抽样调查中，虽然只有11．3％的人能接受没有决定结婚的伴侣之间发生性行为，但有36％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允许的（李银河和王小波1992，33－4）。刘达临199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454名男生和168名女性中，分别有52．4％和48．2％至少和一个伴侣有过性行为（刘达临1992b，191）。尽管这些数字各有不同，但基本观点是婚前性行为从道德和社会的角度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从这些报告可以明显地看出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婚前性行为比过去几十年里有了明显的增加（耿文秀 1991，86－97）。

    给这些变化定位的话语性背景的重要方面是在向它们过去所代表的原则进行挑战。媒体照片中处于“待嫁”年龄女性的照片通常都强调她们的性魅力――露出的胳膊放在头后面，以显示从脖子到胸部优美的曲线；目光直接而带有挑逗性的长发女孩坐在男性伴侣的摩托车后坐上，半狂热状态地头向后昂着；或者是穿着浅黄色丝质衣服、长相迷人可爱的女孩，抱着了一条毛绒绒白狗。这样的照片――它让女性在当代媒体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表现对象――使女性成为男性注视的对象，不管观看的人事实上是男性还是女性。它们排除了脱离男性兴趣的女性生活和经历，把女性限定在男性的需要和欲望之中。无论女性在做照料或是家务活之类的事情――穿着漂亮的衣服，挎着一篮子摆放漂亮的鲜花，或者穿着粉色的厨衣站在满是现代化家庭电器的厨房里――她们都表现出一种被注视的意识。它们突出了缺少观看者的一面，同样也把女性表现为不完整的，等待着不在场的男性使她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埃德霍姆1992，154－6）。这类画面中的女性被否定了其自主性，表现女性的性行为是依赖于男性的行为的，她们在等待着主动的男性来使她们完整、给予她们生命。这其中的性吸引目的是非常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