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观念
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爱

    随着强调“客观”经济原则重要性而不是文革期间思想纯洁性的政策的引入，对公开讨论“私人”问题的约束变得宽松了。正如韩起澜和贺萧所指出的，法律专家、可能还有政府都希望用遇罗锦对重新定义“相互爱慕”的请求来否定对爱情的阶级主义的定义，即把爱情视为一种以政治理想和革命任务为基础的关系（韩起澜和贺萧 1988，213）。爱情成为公众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文学和艺术的新的宽容度促进了浪漫的比喻和描写的使用。张洁在她的小说《爱不是能忘记的》中触及了一个一直被禁止的主题，这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个人的意见和主观性从公共领域中脱离了出来。从最初尝试性地描写感情和激情到越来越大胆、更直接地描写，各种前所未有的对爱情的描述、信息和建议淹没了对婚前“正确”行为的标准的坚持。作为年轻一代的梦想和渴望的标志，爱情有了新的地位，它似乎是无所不在的――电影、小说、大众媒体和广告。大众杂志上开始刊登各种热烈渴望的、抛弃或者失望的爱情故事，并附有情人含泪拥抱、年轻的女性在渴望的照片。许多各种各样与爱情有关的问题，如：怎样约女孩子出去、见女朋友的父母时应该穿什么衣服、如何理解青年男子第一次约会时爱的表示、如何让男朋友知道他并不是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这些都充分说明了50年代单一的教训不能满足毛泽东时代以后的年轻人的焦虑、希望和期待。

    然而，关于爱情的公开的讨论却远远没有在赞同浪漫的爱情和私人经历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没有爱情的社会义务”，一位作家叹道，“会让你觉得是遗憾的，但是没有社会义务的爱情却会使你感到空虚”（笑冬 1981）。虽然新的《婚姻法》中有关“双方感情不和”的条款承认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离婚的合法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鼓励对爱情的不严肃的态度。“现在爱情成为了婚姻和家庭的基础。进行这方面的科学讨论对于消除对它的各种不科学的误解和建立幸福和谐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丁文和李英 1984）。从《中国青年》的编辑专栏到社科类杂志上学术类文章中进行的讨论，都在告诉年轻人爱情意味着共同的理想和任务，以及相似的性格。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基础上的爱情是脆弱的，不能在婚姻中维持一辈子。并且，虽然“伴侣之间的一些身体接触是允许的，说明了欲望是相互的、是存在于情侣之间的”，但不应该超越某些界限（董锡健和范崇尧 1984，49）。

    回顾起来，80年代早期仍然在坚持爱情的社会意义从许多方面来讲是在一个迅速变化和充满威胁的社会环境下维护一种过时的思想观念。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是老一代人，令人质疑的西方价值观对城市文化的浸入加剧了文革以后的思想和道德混乱。随着几百万知青在农村度过了好几年后峰涌回城市，随着1979到1980年在首都北京聚集起来的要求“第五个现代化”的强烈呼声，国家的革命卫士们也表达出了他们对年轻一代的道德信任的焦虑。（14）到1983年全国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时，官方重申强调爱情在家庭生活在的作用的观点是和其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相一致的。

    到80年代中期，对婚前爱情进行描述的比喻和语言似乎完全抛弃了几年前还是革命正统的原则。对于爱情和婚前关系的新的态度显示出与过去三十年里占主要地位的话语之间的有意识的距离。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承认爱情和性欲是一种个人经历。“在现代生活中……人们认为爱情是自己的事”这一观点允许了各种不同观点的表达（Gu Shi 1983，31）。数量不断增长的女性和青年杂志上刊登的读者来信揭示了对感情和性问题的态度，这在过去的强调集体性的话语中是模糊不清的。虽然很多年轻的读者对谈论一些过去不能公开讨论的话题感到害羞、尴尬和害怕，但他们需要一些鼓励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经历，从而也向他们所生长的那个环境的禁忌进行挑战。从而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掩饰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就不再有必要了。“个人的爱情只有在与对国家的爱结合起来时才是真正的爱”的观点很快变成了一种时代错误，因其革命内涵而受到嘲笑（麟东 1955）。现在浪漫的比喻把爱情理想化了，它成为个人灵魂中令人伤心劳神的一部分。浪漫爱情中的新的排他性似乎在把以前的社会的、集体的道德规范排斥在令人讨厌的过去之中。文革以后的话语中有了对身体吸引和性兴奋持允许态度的语气，这在过去是不能容忍的。情侣热烈拥抱、或者年轻漂亮的女性期待地看着远方的画面给爱情的定义中带来的新的、有关性欲的概念，这在1949年以来的公开话语中前所未有的。现在可以用一种新的爱情语言来形象化地描述情绪和感情，在过去这是完全被限制在集体的道德规范之中的。身体动作、眼神和手的接触成为赞美和探究婚前爱情的新的可能性的各种描述的一部分。在关于婚前行为的文章中，以时尚和装饰为重点使性化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再次成为改革主义者的婚前爱情概念的一个特征。

    从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里，有关爱情和性问题的思想斗争似乎已经解决了。由市场决定的社会环境中，强调的是消费利益、个人主动性和发家致富，对个人需要和欲望的承认有效地保护了爱情和性的表现不被集体化。个人的情感和情欲世界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相当于创造了商品膨胀和经济私有化的个人机会。

    然而，对过去公开强调的东西的话语性的拒绝并不代表国家不再关注年轻人的性行为。确切地说，重新定义个人的对集体的义务来适应新时期强调的思想重点，重新确定爱情和性在个人领域中的位置是一种官方在控制青年行为中的策略变化。早期强调对“心事”进行共同的引导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方法，它平等了公开和私人之间的波动，这依赖于党和国家对具体问题的评价。对婚前的爱情和性经历的公开意义的关注并没有消失，只是存在于公共和私人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在随着政策和变化的行为方式在不断地变化着。就像下一节的内容所说的，占主要地位话语的专业阐述者对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稳定的行为――无论是与疾病还是不道德相联系――的接受程度并不比过去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