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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的论述,有关性差异的观点和20世纪50年代性话语其它的主要方面一样,也是与生物模式相一致的。官方媒体上出现了描述《关于性知识的几个问题》中的观点的匿名文章。王善承的署名文章《谈性生活》(1956)中的观点明显与《关于性知识的几个问题》中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些观点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不断地出现地官方的出版物上体现了官方对他们所描述的模式的赞同。
初看起来,20世纪50年代的评论中那些与性发育的生物学解释相一致的性观点体现了一种两性之间的和谐平衡和互补的模式。性是由两个对立面的受到约束的和谐为建构的,由固定的生理差异所控制,反映了西方性学理论,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一起,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为中国的生物医学界所运用。(11)这一建构在用于描述女性和男性之间关系的术语中是直接而明显的。提倡这种观点的人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平等是一种“阴阳互补”;“男子为阳”、强壮而主动;“女子为阴”,服从而被动(覃真 1956)。(12)它被描述成可以让男女都强身健体的相互行为,其方式是阴道吸收精液和阴茎吸收女性的粘液(覃真 1956)。尽管专家对这一观点的非科学的基础表示疑问,但是有关阴阳概念的叙述仍然说明了在描述异性性关系中所坚持的互补的观念。
然而,在一项对性欲的性别差异的分析中却认为,与互补相比,阴阳之间的关系更是不均等的。男性(阳)的欲望是一种突然而强烈的兴奋,被描述为“冲动”和“兴奋”。在极少的几处提到女性(阴)的欲望时,它被认为是温和的,是一种回应。(13)从男性方面,性冲动的主动生理基础被描述为一处天生的自然力量,一种本能的欲望,它“容易被唤起和满足”并且立刻要求得到满足。男性通常在几分钟内达到高潮,然后便迅速失去了性欲。由于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的原因,女性的性欲则更加地“复杂和全身性”。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女性是被动和勉强的:“即使她感觉到性欲,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非常轻微的。不像男性的那样强烈”( 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 1956,39)。女性的性唤起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需要伴侣“通过语言和拥抱”进行耐心的鼓励(王善承 1956;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 1956,12-4)。由于偶尔才提及女性的愉悦,因而淡化了这种性观点中男性的主动与女性的被动之间的对立关系。把阴蒂描述为“女性外生殖器中最敏感的部位”即是承认了它在女性欲望结构中是独立于男性的主动而存在的(王善承 1956;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 1956,16)。然而,占主要地位的观点强调男性欲望的自主性,将它相对于女性欲望的偶然性和依赖性。诸如“体格、环境、婚龄和婚后性生活”等也是女性性欲表达的条件(王善承1956)。女性的性欲可以独立于男性的刺激而存在的说话通常都被认为是危险、不正常和有害的。例如,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便描述了一位和年长自己十岁的男人结婚多年的妇女,由于丈夫的“性欲一般”,于是决定接受阴蒂切开手术,因为她“不能满足她自己旺盛的性欲”(1956,41)。(14)这位妇女要求做手术被认为体现了她个人的不快乐,并且由于性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影响了她的工作。含蓄地说,如果她的丈夫能够满足她的需要,或者她的欲望和她丈夫相对冷淡的欲望相配的话,问题就不存在了。
从可以找到的有关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种观点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四人帮”时期纯化意识形态的气氛下,即使有变化,性发育的生物建构只是更加明确了(谢柏樟 1975)。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婚”教育手册中也将男性性欲“强烈”和“旺盛”的特点和女性的“相对较弱”的特点进行了和早些时候的评论中类似的区别。(《新婚卫生必读》编辑组,1984,28-30。)和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描述性差异的生物解释是一套在当代数据中仍然非常突出的二元自然反应;认为“妇女在性关系中的被动性是与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相联系”(戴伟 1991,103)的观点有着持久的影响。一些出版物中仍然沿用了早期的不均等的方式,把性别差异描述为阴阳互补。例如,“男性的欲望是强烈的,容易兴奋并且很快达到高潮……;女性的欲望是逐渐产生的,兴奋和达到高潮都比较缓慢……只有通过亲密的协作才可以维持相互的关系和和谐……”(曹洪欣,毛德西和麻仲学 1992,36)。
然而,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讨论提到了文化和社会对形成性差别的影响。“认为女性没有自然产生的性兴奋的现代性学研究结果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在说明这种说法正确的案例中,也是因为文化对女性性行为的控制,而不是因为生理上的差异”(方芳 1987,80-1)。社会学家发现女性中普遍存在缺乏性愉悦和性兴奋的现象,他们把它更多地归因于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如狭小的居住空间、没有时间、丈夫不敏感以及不断地要担心怀孕等等(徐安琪 1990a;戴伟 1991,104)。1989年出版的一本题为《男人和女人》的书中说“性行为中的标准化行为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形成的”(刘敏雯等,1989,78),并且,虽然生物性建立了表现性欲的生理可能性,但性特征的建构也决定于家庭、文化以及社会经历和影响(pp.79-88)。另一份出版物更加直接地对生物模式提出了挑战,指出“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生物差别)只是一种解释男女在外表、生育、表情和衣着方面差异的简单事物。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有的男人有花的衣服、戴耳环手链、化妆、说话举动都很女性化……”(李文海和刘淑余 1992,2)。书的作者解释说,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了生理差异、性别差异、性角色和性行为……是只有通过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法律、美学、哲学和道德规范才能科学的理解”(P.6)。所以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坚持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性欲强弱的基本差别,但实际上这种差别根本不存在;最大的差别存在于同性别的人之间”(P.38)。
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新的描述和比喻给有关性差异的描述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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