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
中国女性研究和分析术语（2）

    性是性别差异及其所包含的等级结构中的关键所在。我以远离性话语，以文化背景中的理论性的观点为基础来分析现代和当代中国性话语的目的在于剖析性、性特征和性别的综合意义中的具体特点，特别是以女性为对象的和适合于她们的部分。如白露所说，在女权主义作家的笔下，性差异的基本话语被证明是反对主流的含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性平等的有力武器；这种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性平等被更加普遍地采用，也更加地有效，它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和性生活中维持了有关女人和男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等级观念。当与政党和国家的制度力量联系起来时，认为决定性的生物法则统治着一切性别行为的设想通过医学、教育和法律体系设定了一个控制范围，它把确定在中国使用“性”和“性别”时所含的特别意义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者，我意识到我的理论分析术语和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以及为了学术目的而对女性生活的隐私方面进行描述所可能引起的批评。然而，通过它本身术语的使用来分析占主要地位的话语对阐述它的运行模式和作用没有太大的作用。“性、性别、性意识、男女关系、性关系”，不与这些术语拉开一定的距离便无法充分地解释这些术语之间的可互换性所产生的多变的效果。只有通过运用独立于它们的分析术语才能确定在中国对女性的性控制的话语性机制。在这一方面，我运用了很多理论性的观点。作为结果而不是原本的基本的统一体，福柯的性观点对我形成后来的论述（1977，1984，1987）有着主要的影响。同样还有他对话语、认识和权力的观点。朱迪斯•巴特勒对性、性差别和性别的含义的理论性研究一直在提示我审视自己在涉及中国的论述时所使用的术语。亨利埃塔•摩尔有关占主要地位的文化话语的论述以及与之有关的各个主题的讨论都不断地在提醒我研究这些话语的政治重要性（1988，1993，1994）。这些都引出了很多本书中所涉及的问题。

    本书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性态度和性行为进行了大量的阐述。女性们自传性的作品、小说和电影、学术研究以及媒体都以和50年代的话语完全不同的方式涉及了性的问题。然而，对于和性有关的问题的公开讨论总的来说局限于一种对性的观点，把它作为在近代中国史的不同时期被允许或禁止的一系列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形成有关性的“专家”意见的性别认识或者性表现中的性别含义的确定没有投入太多的注意力。正如记者兼作家戴晴指出的，其它的关注更加重要：

    其它的冲突更加激烈。中国女性被分为不同的群体。离婚女性的处境困难，社会地位低的女性也受到性压抑。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贫穷的问题。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女性是幸运的。我们没有感觉到压制，因而对我们来说也不存在性压抑。（戴晴, 见白露1993，205）。

    在中国，很多人都同意性别和性压迫的根源是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妇女联合会的理论家们。（22）而且，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性别相对于想象中更重要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的次要性，一直是建国后党和国家妇女工作方法中的一个特点。然而，在中国的媒体对拐卖妇女之为的现象进行相当程度的报导的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途径使中国的很多性别冲突的场所和事例变得模糊不清。同时它也使性别意识形态通过天然性别的等级来维持占有和剥削妇女生活的空间的方式变得模糊不清。尽管重新主张天然的女性气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十年中缺乏性爱兴趣的一种反应，但对性别和性的理所当然的设想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性别等级和冲突以及很多讨论的实例之中。性别差异的实在论结构的普遍使用的、没有争议的要求说明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领域都是性别斗争的潜在场所。

    大量的中国女性在忍受着极端残酷的生活。如果她们被生了下来，没有被遗弃并且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中活了下来，那么她们可能被诱卖去卖淫或者做别人的妻子，或者被迫进行对她们自己和后代都有损害的生育。然而，中国有关女性的研究却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有一段时期对女性和性别问题的学术研究的重点在社会和经济的变化给中国女性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她们对经济改革的贡献上，在这一时期，如何看待在有性暗示的背景中对女性的文字和视觉描写得到了特别的重视。首先，对占主要地位的有关女性和性话语的分析建立了女性含义的基础和参数，许多与女性有关的实践和政策都是以这些含义为基础的。这种分析给了有关性别的主张一定的范围，这种主张是指那些特别与什么是妇女在她们的自我身份结构中可以实现的恰当的性行为有关的主张。正如孟悦在她对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的性问题所进行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它也说明了女性和女性的身体被用作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的体现的几种方式（孟悦1993）。在一段时期里，女性由于生来是女孩，生存便受到威胁；当对女性权力的侵犯与对女性的性作用的文化观点的不可分割的时候，官方有关平等的宣传和中国各个地区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之间的差距之大可能超过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当然，这不是否认很多中国女性仍然在享受富足的生活，她们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去选择和实现她们的社会及知识方面的需要。然而，在分析性话语中发现的与当代中国女性性别有关的各种含义使得解构“女性”（一个女性在不同的背景、话语和描述中意味着什么）这一类别的任务变得更加的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