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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中的研究越来越多的重视女性和性别问题。全国妇女联合会（1949年以来负责妇女事务的国家官方机构）组织了很多这样的讨论，特别是在有关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领域。女性的职业、教育、健康和生育现在都是有关女性和改革计划中经常出现的话题。社会科学中也对在改革时期改变婚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女性研究中心发起了有关女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计划。这些计划的发起者，郑州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江已经出版了她的《妇女研究丛书》中的几卷。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批评也开始涉及性和性别的主题，通常是陈述女性实在说的自由解放的方面，反对女性在毛泽东时期中性的外表（如：孟悦和戴锦华 1989；孟悦 1993）。
周蕾（Ray Chow）最近指出：
……在诸如现代中国（国内和国外）这样的研究中，当前一个真正有新意的例子是从所有与性和性别有关的基本问题的起点开始研究的女权主义，性和性别问题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被男权的领导人所彻底清除（当然不包括那些违背女性意愿地控制她们的身体的国家需要）。（1993，210）
白露（Tani Barlow）也指出，尽管很多中国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和学术拒绝与“女权主义”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女性研究引出了显然是与女权主义有关的学术讨论（1994，351－9）。（20）很多女性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揭示多种行为方式和揭露当今中国社会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话语上。认为女性应该有责任明确她们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创造她们自己的从属地位）的观点开始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为女性文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历史研究的特征。（21）孟悦（1993）认为由官方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妇女的生活纳入了另一项政治议程之中，而与之不同的女性研究，正如中国女性研究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所定义的那样，应该旨在弥合学术理论和妇女运动之间潜在的差距，并且通过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所进行的主题活动，把它作为一项政治策略来实现。
近来许多有关女性的叙述是以自然的和基本的性差别为前提的。孟悦和戴锦华（1989）认为一种基本的性差异也许可以使女性划定某些特别的领域使她们可以通过对差别的认识来要求与男性的平等。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普遍都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损害了基本的、自然的、但却自由的性差异（白露1993，7）。最近通过的法律也采用了对类似的自然性别的观点来讨论在工作环境中对妇女不同利益的“保护”（吾尔＜Woo＞1994）。然而，在这些陈述中所体现的把生物意义上的性和性别相混淆的现象――用于这一直接的背景之中以说明实际行为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被用于当前的环境之中以从根本上支持厌恶女性的观点时是争议性多于权威性的。颇具争议性的作家们，如莫言、苏童和格非在作品中把女性表现为弱的、服从的和动物性的自然形象（赵毅衡，1993）。承认贬低女性气质的自然性别等级是把这些作家的各种困扰和作品联系起来的基本思路（Lu Tonglin 1995，19－22）。法律中所体现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原始的、基本的生物差异使雇主将女性排除在劳动力之外的决定合法化，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在就业和薪水结构中妇女的劣势地位。（吾尔 1994）。通俗的话语，如女性杂志或电视肥皂剧中所使用的那种，普遍引起一种类似的实在论，及认为女性天生的兴趣在于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来回到家庭当中去。而且，学术观点中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性别的不平等应该被视为经济效率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也体现了认为女性劣于男性的顽固观念（郑也夫 1994）。尽管实在说理论的女权主义阐述者们反对差异必然意味着不平等的观点，但在主要的领域中，国家的政策和习惯作法上，这种不平等仍然在维持着对女性不利的一些区别对待的作法（吾尔1994）。
在中国当代的语言中缺乏有关性别的特殊语言学类别，这一现象常常被用来解释实在论的混淆现象。作家们偏爱使用性别（从字面上说是“性的差别”）来表示男女性别，以区别生物的性别，但如何翻译西方的术语仍然是一个正在商榷的问题（Lin Chun 1995）。性特征的概念在中文中也是一个问题。性意识无法包括那些与西方概念有关的构成性特征课题的无意识精神结构。使这个问题更加令人混淆不清的是，性这个字通常被用来包括全部的三种英语概念；于是它的明确含义便有赖于使用或听到它的人在已有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背景中对它进行的解释。虽然有些女性研究的学者们明确地把性别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以区别于性这个字的生物差别，但这些分析里所运用的资料中大多数有关什么是女性的恰当行为的讨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生物（特别是生育方面）和其它与“女性”有关的含义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
性和性别的含义及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普遍争论的话题（摩尔 1994，8－27）。最近的女权主义评论（巴特勒1990）认为性和性别之间的不同原本是用来解释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社会结构的，但实际上它通过性别特征的性表现（p.39）巩固了认为“存在着两种天生截然不同的身体”的观点（摩尔 1994，38）。根据这种观点，坚持以两种不同身体为基本的性别特征二元论是在加强对生育和异性恋的霸权。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话说，它体现了一种“从解剖学的角度说有差异的身体的性别含义，在解剖学中身体被理解为不可抗拒的生殖法则的被动的接受者”（1990，8）。这种对待性别和性的方法拒绝承认生物和自然是文化范畴的类别，也不解释性别差异为什么以及如何在物质的身体中固定下来，从而使有性差异的身体和社会结构中的性别之间的不同不复存在（摩尔 1994，13）然而，在认识到对性、性差异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的变化性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们之间任何分析性的差别是根本性的，从而明确社会行为和性的身体之间性别的联系。认为可以根据身体的生物（或性）现象来判断性别行为（指女人和男人之间的社会差别）这一观点本身便需要对两者之间进行差别分析。而且，虽然中国的论述中常常混淆性和性别的不同含义，但它从不要求把一些概念性的类别运用于那些有关性的经历、行为和欲望的社会和文化性的描述中。我对“性”这个词的使用超出了、但包括了生物意义上的性的定义，包含了与拥有有性别的身体有关的性的欲望、行为、经历和特征的概念。杰夫里•韦克斯（Jeffrey Weeks）在《性及其不满》的开头段落中写道，“性不仅与身体有关，而且与文字、形象、仪式和想象有关”（1985，3）。相比之下，我用性别来指那些与女人和男人有关的多重的社会结构；尽管在中国的论述中将女人和男人的类别解释为最原始的生物差异，但我用它们来确定在其它的、非性别化的背景中的社会差异，如教育、家务劳动、就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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