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
译者的话（2）

    文化大革命前的性话语给了官方意识形态上正确的行为方式一套由所谓科学权威立法规定的标准化的性和性别期待。医学专家们要求现代科学权威对生育和性发育之间的生理差异在性和社会行为中决定男女间主要差别这一观点作出解释。性差异不仅体现医学的重要性，同时反映社会和道德重要性的观点取得了一定的科学地位；“性科学知识”使控制年轻人性行为的、体现国家利益的规范合法化（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 1956，1）。专家们创造并且传播的“科学”知识这个词与“现代”、“理性”及其它来源于西方的方式一起被用来对性进行解释，它与封建迷信的神秘和对事实的歪曲形成了广泛的对比（王朋1993， 1-2）（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性问题的讨论中增加了很多50年代话语中所没有的话题。最近的著述极少直接参考50年代的话语，而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说教和道学，改革时期不够完整的话语（韩起澜＜Honig＞和贺萧＜Hershatter＞ 1988, 6-7）。不过，尽管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后来提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先的讨论中所关心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的方法为后来讨论的设想、观点和参照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事实上，这两个时期之间有着非常直接的连续性，后来的文章有时甚至逐字引用50年代的观点。例如，除了措词略有不同之外，申文江在《青年卫生手册》中对手淫现象提出的警告和黄树则在《我怎样克服手淫的坏习惯》一文中所提出的完全一样（申文江等1987，22；黄树则1955）。随着改革时期社会和知识思潮的变化，公众观点的多样性使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似之处变得模糊，于是，认为妇女的性别特征与她们的生育功能不可分离的观点，以及在从根本上确立性别等级关系中对科学的运用在当代性问题方法中变得和50年代时同样显著。然而，对20世纪50年代话语性的观点进行阐述只是一个开始，它带动了80年代中国对性问题的研究和一些主要的设想并且指出了后来讨论方向的一些当务之急。

    本书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有关性问题的占主要地位的话语，旨在确定没有出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讨论焦点中的、与女性性别有关的一些含义。这样的仔细研究识别出了那些从生物角度来决定的、带有性别等级特征的话语性的方法。本书还就各个不同的主题研究了一系列1949年以来出版的有关妇女的性的文字叙述以及视觉作品，概括了妇女的性关系中的责任和特征。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本书力求阐明在革命时期和改革时期截然不同的性话语中的紧张、对比及连续性。

    下面将阐述的问题有着1949年以来官方话语的一致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妇女和青年出版物的禁止而从公众中消失的有关青少年、婚前关系、婚外关系、结婚与离婚的问题等等。还有其它一些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对妇女身体的商业使用的讨论，关于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讨论，以及与当前的经济市场化背景有着明显关系的同性恋的讨论。本书的很多部分重申了那些《她》（Elle）和《十七岁》（Seventeen）的读者非常熟悉的希望与恐惧；青少年性教育、孩子对性的理解以及行为中父母的责任、少女怀孕以及直露的性形象和性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在当代西方媒体中为人熟知的特征。另外本书还涉及了妇女人权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性话语著作无法充分讨论的问题。在分析过程中，我力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以来的有关性话语的主题和参数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