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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至今，中国女性本身以及人们对女性的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位西方女权主义学者来说，选择以占主要地位的官方话语为研究对象，结合不同的地域和历史时期背景来考察这些变化过程，确认其中与“女性”有关的性别含义，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作者的观察和阐述几乎是全面性的，包括了对女婴的态度、性教育、恋爱婚姻、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拐卖妇女、卖淫、同性恋等等。她不仅要消化浩如烟海的官方话语材料，还要深入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女性问题方面的“中国通”。作为本书的中国读者，同样也是本书所考察的性文化变化的阶段经历者与局部见证人，译者本人对书中所考察的许多现象并不陌生。在这种局部的经历与个人的体验认识面前，本书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性相的纵向研究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启迪性，它不仅源自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全新视角，也显示了作者的理论造诣所具有的穿透力。
Harriet Evens在70年代来到中国学习时曾取中文名字“艾华”。其后，她多次来到中国进行研究访问，结识了很多中国的女性问题研究学者。为了了解官方和民间在女性以及性问题上的态度及其变化，除了亲自做调查、与学者们进行交流之外，她还参考了大量的中文报纸、杂志和其他媒体，并且将这些资料翻译成英文写进了书中。被翻译成拼音的书名和作者姓名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全部用音译来代替其中的几百个学者和文章作者的姓名，会降低本书的权威性。在这里我要感谢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Derek Hird先生，是他花半年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繁杂细致的工作，将这些人名还原成中文，没有他，这本书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此外，还要感谢作者艾华女士和北京大学的刘东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1． 绪论：1949年以来的性话语
性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街角处报摊上的杂志封面和广告栏里的招贴上都有摆着性感姿态的漂亮女人的照片，吸引着过往的行人。地方报纸的提供建议的专栏和周刊杂志的话题从初潮的症状到老年人对性和爱的需求都有涉及，内容详尽。大量的新式婚礼指南、生育健康自助手册、性卫生教科书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现代家庭生活手册，都体现着性出版物市场的繁荣，满足着各种不同的需求。性教育在被排除在课堂之外几十年后，又出现在了高中教学大纲中；对性的“科学的”理解被认为是国家未来健康发展的基本内容。尽管有着严格的审查，带有性感画面的爱情场面还是不断地出现在文字和电影作品中。从国外进口的更加感官性的材料，包括色情的，也随处可得。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性禁忌被“取消”了这一观点，似乎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化以及毛泽东时期禁止讨论性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通常持这样的观点，“性在1949-1980年期间是一种禁忌，当时与性有关的东西都是被严格禁止的”（Zha Bo和耿文秀1992, 2）。几十年来，人们认为关注爱和性问题是一种可耻的邪恶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是对集体利益的破坏。整个20世纪50年代，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和对“新中国”的共同积极性原则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在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间，对性表现出一点点兴趣即被视为意识形态有问题，于是，能体现出性别的发型和服装均被迫变成了式样色彩统一的制服，似乎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相比之下，当前性在中国的多种表现形式说明了一个被隐藏的话题在公众中的爆发。
这一时期有关性是一个禁忌话题的争论忽略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出版的有关性问题的大量材料（艾华＜Evans＞1991＝。有很多文章和手册宣传了共产党政府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它宣布包办和买卖婚姻是不合法的、以自由选择伴侣为基础的一夫一妻是惟一法律认可的婚姻。1950至1953年间发行了大量的公开出版物，向民众宣传这部新的法律，特别强调了它对几个世纪以来饱受传统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压迫的妇女们的重要性。题为《建立正确的恋爱观》和《谈谈我的恋爱观》之类的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恋爱的意义，现在这些文章被认为是新的夫妇生活模式的必要基础（程今吾 1950；雷澈 1950）。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出版的有关妇女和青年的官方杂志，如《中国妇女》和《中国青年》，都会刊登一些小文章，常常还附带着读者来信，涉及到某个性问题是否符合青少年健康或者妇女避孕问题等等。还有一些文章谈论的是性差异及生育的生理方面的细节问题，如《处女膜与爱情》以及《从生理上谈结婚年龄问题》（李阳1956；林巧稚1957）。其它文章则涉及婚外性关系的道德含义，如1956年时《中国妇女》杂志上由一篇题为《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刘乐群1955）的自述文章所引发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些由医生、律师、学生、青少年、教师、年青的妻子和母亲撰写的文章形成了对大量的与性有关的问题的公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