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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另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除了进一步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历行保甲制度、“连坐法”和经济封锁外，蒋介石在军事上采用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其实早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就已开始考虑这种战略。他在1931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唯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同时，蒋介石制订了“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二），第241页，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等的作战原则，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红军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其总的兵力部署是集中65个师又9个旅约50多万的兵力，分为北、南、西三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担任对中央苏区的主攻；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一方面军南进并伺机向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9个师又3个旅，及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的5个师，分兵“围剿”闽浙赣、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北进或西进；此外，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指挥7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一方面军东进。
担任主攻的北路军，区分为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其具体部署是：第一路军4个师（第四十六、第九十二、第二十七、第九十三师）又2个旅（骑一旅、二纵队），顾祝同兼任总指挥，刘兴为副总指挥，配置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军6个师，蒋鼎文为总指挥，汤恩伯为副总指挥，分为第一纵队（卫立煌，第十、第八十三师）、第二纵队（王敬久，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和预备队（第四、第八十九师），配置于金溪、滕桥、崇仁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18个师又1个旅、陈诚为总指挥，薛岳为副总指挥，分为第五纵队（陈诚兼，罗卓英副，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师）、第七纵队（薛岳兼，吴奇伟副，第三、第九、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九师）、第八纵队（刘兴，周浑元副，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师）和守备队（毛炳文，第四十三、第九十七、第二十四、第八师，补一旅），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在北路军中，陈诚指挥的第三路军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主要任务是在第一、第二路军策应下，依托碉堡向广昌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1933年5月间，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委兼方面军政委，在前方指挥作战。中革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朱德在前方期间，项英代理主席。
红一方面军在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后，已发展至近10万人。6月上旬，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去掉军一级编制，军团直辖师。整编后，第一军团辖第一、第二、第三师，第三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五军团辖第十三师，闽西地区的第十九军改为第三十四师，第十二军改为独立第一团，赣南第二十三军改为第二十二师。
6月13日，临时中央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分离作战的方针： 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流域活动，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
东方军（以第三军团为主组成）于7月初进入福建，至8月上旬，先后占领归化、清流、泉上、朋口、连城、新泉、白砂等地，但缴获极少，并且由于酷暑远征，粮食缺乏，自身受到严重削弱，入闽后不到10天，就已沿途留下500多名伤员。8月间，东方军先后围攻延平、将乐、顺昌等地，久战不克，部队遭受很大损失。9月初，国民党军驻信江的第四、第二十一师开始向苏区推进，朱德、周恩来令东方军4日结束战斗，“准备回师”。但中革军委不同意，要求打下顺昌后再回师。直至9月25日国民党军进攻苏区北方重镇黎川时，中革军委才命令东方军撤将乐、顺昌之围北上，准备反击黎川。
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红军中央军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新淦之间打击筑碉敌军，企图破坏封锁线，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不仅造成东方军的疲劳和削弱，而且也使中央军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红一方面军既未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又失去了反“围剿”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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