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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
将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逼出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后，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29个师又2个旅，约40万人，由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指挥，进攻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中路军，担负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6个师又1个旅组成左路军，蔡廷锴为总指挥；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6个师又1个旅组成右路军，余汉谋为总指挥。左路军和右路军担负“清剿”和策应中路军作战的任务。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永丰守备，第三、第四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
担任主攻的中路军组成3个纵队，罗卓英为第一纵队长，指挥第十一师（萧乾）、第五十二师（李明）、第五十九师（陈时骥），向宜黄索阴地区集中；吴奇伟为第二纵队长，指挥第十师（李默庵）、第十四师（霍揆彰）、第二十七师（孙连仲）、第九十师（吴奇伟兼），向抚州地区集中；赵观涛为第三纵队长，指挥第五师（周浑元）、第六师（周碞）、第九师（李延年）、第七十九师（樊崧甫）向金溪地区集中；第四十三师（刘绍先）为预备队。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围剿”。国民党军采用分进合击方针，向南丰、广昌推进，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但由于行动迟缓，至2月中旬，国民党军各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指定的集中地点。
红一方面军这时已有3个军团、4个独立军和江西军区配属的2个独立师，共约7万人。方面军总司令为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辖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师；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辖第一、第二、第三、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师和第十五军（军长左权）。方面军直属部队有第十一军（军长周建屏，政委萧劲光）、第十二军（军长张宗逊，政委黄甦）、第二十一军（军长寻淮洲，政委李井泉）、第二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和江西军区的独立第四、第五师。
1933年1月下旬，方面军集中在金溪、浒湾、黄狮渡地区备战。由于连续六次进攻作战，部队缺乏休整，对反“围剿”作战准备得不够充分。而由于鄂豫皖、湘鄂西两根据地的失败，中央苏区在战略上失去了鼎足而三、相互支撑的有利格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连续四次拒绝了周恩来、朱德等方面军首长要求以运动战歼敌的建议后，于2月4日作出决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围剿”部署未定之际，先发制人，以进攻战打破“围剿”。中央局同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攻取敌军重要据点南丰。
2月7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陈述前方的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的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这是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给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朱德军事文选》，第1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们仍按中央局的命令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开进，并于12日黄昏下达命令，要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西北外围阵地发起进攻。
由于敌守军第八师(陶峙岳)工事坚固，经过一夜猛攻，红军歼敌不足1营，自己却损失400余人。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鳌和2名团长在战斗中牺牲。在南丰作战，正是国民党军所希望的。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重要据点。他一面令第八师据城坚守，一面急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决定对南丰改强攻为佯攻，主力迅速脱离战场，集结于南丰和里塔圩以西地区待机。
2月22日，红一方面军侦悉敌军主力三个纵队正分路向南丰急进。周、朱鉴于敌军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极为不利，果断地决定撤南丰之围，采取退军苏区的行动。红军第十一军伪装主力，在里塔圩、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敌人；主力则秘密地转移至苏区内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寻机歼敌。红军及时退军苏区，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对随后胜利地打破第四次“围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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