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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重组南昌行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何应钦鉴于前次“长驱直入”的惨败教训，决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他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施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逐渐紧缩包围圈”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一），第125页，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以期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为此，蒋介石增调第五路军（王金钰）、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第五十二师（韩德勤）和第五师（胡祖玉）的四个团到江西参加“围剿”。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军队，国民党总兵力达20万人，3月下旬，已分别集中于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宜黄、乐安、南丰、八都、兴国各地。蒋介石于3月25日致电何应钦：“限令四月底前肃清各处共匪”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此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经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15日，根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另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由刚从中央来的项英任代理书记；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由苏区北缘的永丰、宜黄、南丰以南地区，陆续转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虽然减员为三万多人，但经过战斗的锻炼和胜利后的休整，部队斗志旺盛；赤卫军等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这都为夺取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2月和3月间，中央陆续发出一些指示和训令，虽然表面上承认了诱敌深入“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方针”，但其核心思想则是要求红军先发制人地去进攻敌人的主力，或在敌人开始“围剿”之始就与之进行决战；如果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4月初，中央还派出代表团至中央苏区参加领导。这就给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战术的实施，造成一些干扰。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张地进行战备时，由于领导层对反“围剿”方针有分歧，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多次举行扩大会议反复讨论。讨论中出现三种主张：一种认为应采用“分兵退敌”方针，将红军分散至苏区以外打游击，以把敌军引出苏区；另一种主张认为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转移至云、贵、川创建新苏区；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敌人引至苏区中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毛泽东的主要理由是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之嫡系，存有行动不一致，指挥不统一，官兵矛盾大，没有群众条件，地形不熟，补给困难等缺点。而红军军事力量虽小，但却具有三大优点：“一是红军好，士气高涨，上下团结；二是群众好，仇恨敌人，拥护红军；三是地势好，我可利用熟悉的地形进攻敌人。”原文见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1931年9月3日向中央作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转引自文辉抗、叶健君主编《群星瑞金聚首》，第10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有了这三个条件，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粉碎“围剿”。经充分讨论，“会上意见趋于一致，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具体在反攻时先从哪里打，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仍然统一于毛泽东的主张上，即先打刚调来的、战斗力不强的王金钰军。第一仗求歼第四十七师（王金钰兼）和第二十八师（公秉藩）。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确定之后，红一方面军于4月20日从宁都、广昌、石城地区出发，向龙冈、上固、回龙地区集中，尔后又西移至东固附近隐蔽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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