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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情况也并非每次都如此，有时候一些谣言实在太离谱了，你都会闭上耳朵以求耳根清净。但是总体而言，如果你能够倾听别人在说些什么，是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的，至少听几句别人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大碍。
但是，一旦你进入了陪审团仲裁室，你马上就被勒令要将外部的世界抛在脑后。你就不能再听信传闻了，因为这被称做是“道听途说”，是不能够在法庭上采信的。虽然你心存谨慎，听到了一个和案件相关的传闻，法官也会让你置之不理。如果你想要负责任地去确认传闻的出处和可信度，那你就有可能会背上藐视法庭的罪名。
在审判庭里做出正确的判决和在买房时做出正确的抉择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没有什么不同的话，为什么一个买房者出于本能而采用的明智策略，在审判庭里就遭到了冷落呢？
多年以来，人们之所以会支持言论自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当人们在享有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容易做出更佳决策。在美国大选之前，流言、绯闻满天飞，到处都充斥着和候选人没有什么关系的新闻。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但是大家似乎达成共识，这肯定要比有人得到授权进行新闻审查要好。在大选前的几天，可能会曝出绯闻说某位重量级的候选人曾经因为酒后驾车而被捕。在法庭上，这种信息是不能成为呈堂证供的。在政界，我们允许不同的党派和记者发表各种观点，然后允许别人来反驳这样的观点。选民自己可以判断哪些说法是可信的，那我们为什么不也给陪审员这样的权利呢？
人们不仅在成为陪审员之后会变得无知，其实法庭的工作人员在挑选陪审员的时候，也特意选择了那些无知者。法庭的工作人员会煞费苦心地选择一些“不带偏见”的陪审员。但是没有偏见到底有什么好的呢？因为掌握信息而产生偏见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在大选时，没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对媒体的意见充耳不闻，这样我们在投票之前都可以保持没有任何偏见。我们一方面希望选民能够充分掌握信息，另一方面又希望陪审员变得无知，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1986年，据说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迫使一些战战兢兢的学前儿童做出惊人的指控，控诉费勒斯·阿克斯日托所的负责人维奥莱特·阿米罗特和她的儿子杰拉德以及女儿雪莉对孩子有严重的虐待行为。下面是一位作家的记录：
孩子们欣然同意提供他们的证词，其中的很多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一个男孩说他在所有学生和老师面前被绑在一棵大树上；他还说雪莉杀过一条狗，并把它的血装在一个沙盒①里，一个机器人还威胁他说如果敢泄密的话，就会要了他的命。还有一个男孩子说维奥莱特杀过一只青蛙，并让他把青蛙给吃下去。在最初采访的时候，这个男孩说青蛙呱呱叫得像鸭子。一个女孩说自己手腕被鞭抽至流血，她还说一个机器人（就像电影《星球大战》里的R2-D2型机器人）把她扔进人群，然后扑上来咬她。
检察官还得到口供，孩子们每天都会被带到一个“密室”或“神室”，但是没有一个孩子能告诉警察这样的“密室”或“神室”到底在哪儿？尽管警察也多处搜寻，但是始终也找不到这些地方。孩子们对“密室”或“神室”到底在大楼的几层，甚至到底在日托所的里面还是外面都各执一词。
但是，所有的陪审员都不知道检察官是通过什么方法弄到了这些口供，就宣判了阿米罗特一家三口有罪。杰拉德·阿米罗特在服刑了10年之后，其漫漫铁窗生涯还有二三十年，一位陪审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相信杰拉德·阿米罗特是无罪的。我认为陪审团受到了误导，没有能够全面听取证据。我们信任孩子，所以没敢相信证据竟然是假的……如果10年前审判时，我就知道了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我就不会判杰拉德·阿米罗特有罪。”但是，有谁敢建议这位陪审员揭开检察官的黑面纱去维护正义呢？
下面这个脑筋急转弯可以来测试一下你甄别证据的能力。你刚刚进行了艾滋病毒测试，坏消息是测试结果为阳性，而好消息在于有测试结果5%的可能是不准确的。那么你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5%吗？
错了。你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应该在84%左右①，因为大多数人（也许你周围99%的人）都没有感染艾滋病毒，因此你也很有可能没有感染。即便检测出错的可能性只有5%，但是很有可能你的这次检测就是其中出错的一次。
其实，这都是考量证据的问题。检测结果显示你感染了艾滋病毒，但是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感染艾滋病毒，那也证明你极有可能是健康的。两个证据对于你而言都是相关的，你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那么你可以做一番更为大胆的设想。你知道自己的基因独特，可以对任何病毒免疫。那么你当然有资格对所有艾滋病毒检测的结果嗤之以鼻。不论检测结果看起来有多糟糕，它都无法让你感到沮丧，因为你早就知道自己不会感染。同理，所有的检测结果都不能推翻之前的任何信息，包括大多数人都没有染病的前提条件。
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当你在分析证据时不能够脱离背景，如果法官让我们在考量嫌疑人是否犯罪的问题上不要参照从前的犯罪记录，这就让陪审员做出正确的判断变得更加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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