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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离现在更近的例子，在印度一个陪审团将一位名叫理查德·亚历山大的人判处了70年监禁，“罪名”是一系列强奸案件。3年之后，另外两位男性因为DNA检验结果和坦白而对此服罪。可是，当时理查德·亚历山大已经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在铁窗中待了好几年了。
两个陪审团都把工作搞砸了，但是两个陪审团没有一个陪审员因为误审而受到惩罚。
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搞砸。也许他们自己查验了证据，但还是在不经意间犯了错。也许他们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也许他们的注意力没有集中。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
总体而言，如果每个陪审员都能认识到自己粗心大意会给别人带来的溢出成本，那么陪审团给的审判结果可能会更加合理。我建议所有宣判内尔森无罪的陪审员都要用自己的起居室收容他一个月，在这个房租日益提高的年代，就不用监狱来为罪犯提供住宿。如果你真的认为内尔森是无罪的，那么你通过出租房子可以大赚一笔；如果你认为他在你身边你会很不安全，那么你的邻居也会认为他待在他们身边他们也会不安全。
这个建议对那些看似险恶实则无罪的被告有些残忍，但是除了陪审团之外，我们还可以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假释委员会。和陪审团不同的是，假释委员会应该对犯人的容貌外表感兴趣。
对于陪审员，我们首先要给他们一个书面考试，让他们熟悉审判程序（例如，“对错判断：嫌疑人的邻居声称她在午夜听到犬吠”。）得分最高的陪审员可以得到现金奖励。这一做法至少可以让他们在工作时集中注意力。
当涉及陪审团的讨论环节时，我们不妨把陪审团分成两个小组，每组6人。如果两个陪审团的判决相同，那么他们都能得到奖励。如果我们看了美国广播电视台几十年的《新婚者游戏》（The Newlywed Game）节目还有任何收获的话，那就是如果竞争者想要努力回答对方问题的话，答案就会比较准确。
或者，我们可以经常用内尔森和罗森鲍姆的案例来提醒陪审员注意，如果他们的判决有误，那么都需要支付极其高昂的罚款。同样，我们也要给陪审员奖励，尽管他们的立场在陪审团中可能不占主导，但如果日后有证据表明他们当初的立场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们也能得到巨额奖赏。
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方法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陪审员在法庭上睡着了，也会有更多的陪审员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分析证据，而不只是让它们堆在审判室。此外，这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大家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陪审团过于仁慈的话，那么让他们对某个误判的无罪释放付出罚款或是因为正确坚持某个判决而得到奖赏的话，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势。如果大家认为对陪审团过于苛刻的话，我们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这是良好奖惩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果你想要它发挥不同功能的时候，很容易进行调整。
不幸的是，像内尔森和罗森鲍姆之类严重误判的案例毕竟是少数，因此也不足以对陪审员的奖惩机制构成严重影响。不过，我们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有些案子从来都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因为被告有罪或是无罪看似已经泾渭分明了，因为他做出了详细的供罪词，或者他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我认为我们可以采用模拟法庭的形式来审判这些案件，在审判之前不让陪审员知道嫌疑人的口供和不在场证明。不管最后审判结果如何，如果陪审员误判了，他就要承担后果，如果判决正确就会得到奖赏。每个陪审员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审判一起真实的案子，还是在参加模拟法庭，这样他们就有动力想要力争判决准确。
听上去成本挺高吧？没错。也许我们可以采用四起真实的审判搭配一起模拟审判的做法，那就会让美国的法院审判成本提高了25%。但是，作为回报，我们不仅能够让陪审员在审判时更加上心，而且还能够吸引到更出色的陪审员。在很多备受关注的大案中，每方花的诉讼费用都不下几百万美元。这么看来，多花上一百万美元让陪审员对证据审视得更加仔细也不为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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