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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赛美会引发这样激烈的对抗，那么比富和显摆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这和美国人常说的“和左邻右舍比排场”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要比身旁的人更阔绰，那么我们每个人（包括贝蒂和维罗妮卡）都会呕心沥血地去工作，为的就是成为街坊里最富有的，而这种做法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这种惨剧会发生吗？这取决于人们到底关心什么，是想要自己富起来，还是想要比别人更富有？如果人们只是关心吃好自家的那碗饭，那么就不涉及“公有湖水”的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到底该在工作上投入多少气力，并决定该怎样面对由此产生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关心社会财富的高低等级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努力就会互相抵消，就像在周末两个郊区别墅的主人拼命想把落叶扫到别家的草坪上一样。
我们还要考虑到，不露富还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所以我愿意成为街坊里最穷的人。我的邻居要是越富，他们就越有可能举办奢华的聚会请我们去享受，他们就越有可能周末带上我一块儿去拉斯韦加斯度假。他们越是露富，就越容易招贼，我就越不需要担心自家的安全。
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绝对财富具有重要性，而人们之间相对财富量的多少就不太重要了。非传统经济学家向来都驳斥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做一个中世纪的绅士，会比成为现代的注册会计师要更加幸福，尽管注册会计师的实际收入要比前者高很多。不过，当你觉得想到某一点很容易时，往往是因为你考虑得不够深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疾病、孤单和中世纪生活的单调。
这两种观点到底孰对孰错呢？我们不妨拿英国都铎王朝的国王亨利·都铎与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做一番比较，看看两个人在登上国家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谁付出的代价更大？从相对的角度而言，他们得到的奖赏是一样的，在两个等级森严的国家里掌握了最高权力。但是，从绝对量上来考虑，赫鲁晓夫得到的奖赏要比亨利·都铎更大，因为面对当时苏联的经济实力，都铎王朝难以望其项背了。如果财富相对论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这两个国家里登上权力巅峰具有同样的诱惑力；但是，如果财富绝对论的假设正确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愿意付出更多的心血，甚至去冒更大的风险，而且他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激烈竞争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去做。
这种比较还因为无法对比两个人所冒风险的大小而变得更加复杂。到底谁冒的风险更大呢？在亨利·都铎那个时代，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而阵亡沙场的概率是30%；而在二战时代，人们的预期平均寿命为65岁，而战争中的死亡率为20%。而且，这种对比也会变得有些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两人的风险偏好可能完全不同。不过，以此作为比较的开端倒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当代政客的表现，会对我们的判断更有益处。他们要想拉到选票，就需要解决人们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我认为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执政者会宣称经济形势有多好，也许选民一般认为上升势头总是好的，尽管大家的收入水平都会水涨船高。
换言之，如果人们真是那么在意相对财富多少的话，为什么政客会那么在意标榜他们花了多少努力让经济取得了绝对增长呢？
事实上，如果人们关心的是相对财富量多少的话，我估计当政的政客在竞选时，就会到处宣传：“投我一票吧，我在任已经4年了，经济形势很糟糕！”诚然，你肯定不会愿意一个让你变穷的政客上台，但其实你心里明白到底自己这几年是变穷还是变富了，而且你可能在投票过程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政客告诉你他拉了别人的后腿，而你明白自己赚了钱，那只会让他更受欢迎。但实际上，没有哪个竞选者会采取这样的竞选战略，这也表明相对财富论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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