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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要做出决定时，他们肯定有自己的理由，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这一次我们考虑的是护犊情深的父母，他们也必须承担自己决定带来的后果。那些没能体谅这些父母难处的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苦日子。换作一个19世纪40年代的好心美国人，他自己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如果他看到西方人想要剥夺非洲和亚洲父母的这一权力，肯定会感到诧异的。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历史经历和现在的第三世界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当年全世界人生活都不富裕，根本不可能指望任何人来拯救我们。现在，很多印度人和非洲人都在贫困中挣扎，而我们却足够富裕，可以帮助他们。有些人认为从道义上我们就应该帮助这些欠发达地区，当然也有人持异议。不论你在这一问题上持何种态度，至少对第三世界的民众袖手不管，而且还驳斥他们脱贫的努力，既不符合道义标准，也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美国人和欧洲人有消除世界贫困的道义责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应该用大船装满一箱箱的美元和欧元运往贫困地区。对于这个问题，值得在全美国开展一次大讨论。但是，千万不要误解的一点就是，消除血汗工厂并不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关闭在海外的血汗工厂并不能帮助穷国消除贫困（不过，这样做确实会让美国人付出一些成本），相反血汗工厂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国家民众的需要。
反对血汗工厂的那些人嘴里高喊着“反抗、休闲、保护环境、别太在意能不能吃上下顿饭”，这种态度无论是在帮助美国还是帮助国外任何地方穷人改善生活时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将劳工和环保标准强加于穷人对于帮助他们脱贫毫无益处。相反，这只会让更多的穷人打肿脸充胖子，让他们去维护大气质量，去保护干净的水源，去度过休闲的时光。如果干净的空气和休闲时光对于你而言并不是一种奢侈的话，那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哪怕是最穷的人都已经忘却了何为贫穷了。不过，你的曾曾祖父可能会告诉你，在1870年，美国没有谁会去关注什么环保问题。
如果你认为让第三世界的民众接受发达国家的行为方式就能帮他们脱贫的话，你最好还是趁早打住吧。那你为什么不要求他们都买索尼掌上游戏机呢？我们买了索尼掌上游戏机，我们会高兴；可毕竟我们买得起，他们买不起。那些反对血汗工厂的示威者试图将很高的劳工和环保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种傲慢偏执的态度也肯定不会收到良好的成效。
你上一次因为航空公司机票超售而未能登舱是在什么时候？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直到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设想，那就是给乘客经济赔偿，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座位。那种靠抽签来决定是否能登舱去参加女儿婚礼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曾经有一度，非洲大象几乎因为过度捕杀而濒临灭绝。政府的禁捕令似乎并不能阻挡猎杀者的铁骑，直到津巴布韦政府官员想出了一个奇妙的点子，那就是将大象分给村民。猎杀者会不断迁徙追逐象群，而村民们知道自己今天分到的大象将是自己明天的财富。和猎杀者不同，村民们会适度地宰杀大象，而且他们还承担起了驱赶猎杀者的责任。结果如何？村民们变得殷实了，而大象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这样前卫的好想法其实来得太晚了，因为过度捕猎，猛犸象已经绝迹，美国野牛也几乎灭绝。可是家养的肉牛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其原因和津巴布韦大象死里逃生如出一辙，因为它们成为了一些人的私有财产。
其实通过津巴布韦大象和肉牛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当人们能够感受到自己行为的成本时，他们就不会恣意妄为了。你可以乘坐我的机舱座位，不过就要和航空公司的经济赔偿说再见了；自己的大象你要是宰杀一头就会少一头；你自己的肉牛要是今天全给宰光了，你明天就会破产。
这也是为什么当可口可乐公司意欲推出一款能根据天气变化自动调整价格的贩卖机时，经济学家一片叫好。如果下午天气炎热，饮料的价格就会上升。我们之所以称好并不是因为它能给公司带来更多赢利，而是因为这能有效地将更多的可乐送到口渴的人们手中。自动贩卖机会缺货，尤其是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在这种时候，应该鼓励至少在贩卖机里准备更多的饮料，因为会有更口渴的人需要它。如果你把本属于我的可乐拿走了，那么你就需要承担更高的经济成本，从而可以切身地体会到我有多么需要这听可乐。
但是，大多数民众并不这么认为，可口可乐公司也只得作罢。很明显，放弃座位拿到报偿的做法很明智，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航空公司在付钱给乘客；而在夏天可乐的加价却备受冷落，因为人们觉得好像自己多付了钱。不过，这其实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可口可乐公司不必说“天热的时候可乐就加价了”，而可以说“在天凉的时候可乐降价了”。这两种说法只是措辞不同，但却可以让一个伟大的想法免于流产。
工程师找到了如何利用自然力量的方法，经济学家找到了如何利用人们的动机来进行激励的方法。我们要想过上高质量的生活，离不开其中的任何一者。如果你心血来潮，想要从纽约飞到东京，一方面得益于有人发明了飞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有人找出了为飞机投保的方法。你的电脑能够自动生成文档，一方面是因为有人编写了软件程序，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人找到了该如何为风险创业融资的方法。微软公司的强项是编写软件，而金融家迈克尔·米尔肯发明了垃圾债券①。哪一点更重要？应该说难分伯仲。20世纪80年代正值电脑革新的大浪潮，微软公司的年利润大约为6亿美元，和迈克尔·米尔肯的年收入相仿。
起初，人们都觉得出售垃圾债券和把大象分给村民一样愚蠢至极。最富革命性的观点听上去往往都是疯狂的，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如果有这一背景的话，我有一些故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我能够给美国的政治体制一点变化，那么我就会给每个人两张选票。你可以在自己所在的选区投一张票，还可以在你自己选择的选区里投一张票。如果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参议员胆敢将全美其他地方纳税人的几十亿美元用来讨好自己的选民的话，我要让他知道他在选举当天可能就会遭到选民的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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