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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斯顿博士要是现在到美国大学校园里去溜达一圈,估计会大跌眼镜,一个个大学生口袋里插着掌上电脑,揣着iPod,一年要花上两万美元的学费来打造一份漂亮的简历,这些学生们在校园的草坪上惬意地一躺,喝着啤酒,玩着飞盘,在每年春天举行的反对第三世界童工的游行中总是吼声震天。
对于非洲那些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穷孩子们,美国大学生在游行时的口号则是:“反抗,休闲,过得自在些。”至少,这是他们呼吁在贸易条约中要加入的“保护”第三世界穷苦孩子的内容,要求限制工时和改善工作环境。不过,利文斯顿博士从前是自己挣医学院学费的,对非洲的民生他也是真正关切的,也许他会有不同的想法。
第三世界的人们确实很穷,也许就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19世纪中期的生活水平相当。生活窘迫就意味着要做出更多艰难的抉择,例如到底是该更拼命工作还是应该省吃俭用。非洲人不论做何选择,生活都布满阴霾,而对于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示威者而言,他们似乎比非洲人更加明智,可以语带傲慢地告诉第三世界人民该何去何从,但是真正忍饥挨饿的还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第三世界的很多民众目前的选择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19世纪的状况相仿。当时,我们也穷困潦倒,我们也并不担心环境质量,我们也无法和家人度过很多美妙时光。第三世界的民众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着粗活和累活,为的仅仅是填饱肚子。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干活,穷人的孩子都是早当家的。1860年,在英国,10到14岁的孩子中,有37%的孩子是“自食其力”的,当时要想果腹就不得不每周都高强度工作60小时以上。目前,在非洲同年龄段的孩子中,这一比重为30%,而在印度只有15%。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童工率比之历史上其他时期已经降低了。
无论是哪里的孩子,如果能沐浴到阳光,就肯定能绽放笑容。从1890年到1930年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75%,童工率下降的幅度也基本相同。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童工率在稳步下降,因为他们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尽管他们的生活还远谈不上富裕。
明明知道工作条件恶劣,报酬微乎其微,那么第三世界的父母们为什么还要把子女送去干活呢?他们是屈从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和其他外来者的压力吗?不要忘记,在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什么跨国企业,但是同样也有童工存在。很明显,童工是人们对于一定程度贫穷状况的自然反应。
如果你完全不知艰难时代的辛苦,臆想狠心的父母将孩子送去血汗工厂,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西方人看来,这实在是残忍至极。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将孩子送去工厂的并不是外来者,而是父母自己。
那么,问题就归结到,第三世界的父母有没有真正把孩子的喜怒安危放在心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多项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条件允许,父母就会让孩子远离童工工厂。这似乎证明,第三世界的父母也不是不管子女死活的狠心爹娘,尽管考虑到父母对孩子应该的关心程度,他们肯定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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