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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通过节流的方式来竞争的话，富人往往起点更高，因此科尔—马拉什—波斯特威特理论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不均衡的状况还会进一步拉大。不过当差距大到人们都看不到改变相对位次的时候，大家过度节省的动力就会消失，彼此间财富的差距就会慢慢缩小。
不过，当我们对科尔—马拉什—波斯特威特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我们不妨试想有一位贵族，想要追求他的异性在意的不仅是他的财富，还有他的世袭地位。那么你就会发现，贵族的地位并不稳固。试想，如果有足够多地位卑微的男女和贵族通婚，换言之，社会成为了特罗洛普小说①的翻版，社会结构很快就会分崩离析。那么即便是收入微寒的社会底层也有可能通过几代人的省钱而踏入豪门，久而久之，贵族阶层势必会不复存在。
不过科尔—马拉什—波斯特威特理论的研究人员也找到了一条让贵族世家永续之路。如果贵族和平民家庭通婚的孩子的地位要归入社会最底层，那么这样的婚姻就会大大减少。如果一个人要想争取打破“阶级界限”的婚姻，不仅自己要有足够的积蓄来找到大家闺秀，也要给自己的孩子留出足够的钱来找到名门望族。科尔—马拉什—波斯特威特理论表明，为了打破社会阶层，这些“叛逆者”就需要几乎不吃不喝地节衣缩食，这近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基业就得以永固。
下面这一假设是很关键的，我们不妨假设有两个国家，我们暂且把它们叫做北斯洛波维亚和南斯洛波维亚，在经济学家关心的各个传统重要指标方面两个国家几乎相同：它们的人口相同，具备相近的科技条件，两国民众各方面的取向几乎相同。但是，在北斯洛波维亚，人们选择异性考虑的主要是财富水平，而在南斯洛波维亚，异性相吸主要取决于社会地位。这两种传统都会不断加固，也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是，长此以往，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会有天壤之别，因为两国民众的储蓄动机是截然迥异的，而储蓄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另一个引擎是科技进步，我们已经假设在这个方面两个国家的条件相同）。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北斯洛波维亚会变得更加富裕，而南斯洛波维亚则会变得贫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文化习俗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大家对于这一点有共识，似乎只有经济学家并不以为然。不过科尔—马拉什—波斯特威特理论的研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化习俗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尽管我们在理解人的行为模式时，往往采纳的是经济学家提供的简化模型。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如果在一些社会里，社会地位并不是来自世袭，也取决于学问高低、身体强壮程度、肤色深浅、身高或容貌，那么显然上述每个社会的发展轨迹肯定会大不相同。
不过，这些社会为什么起初就有不同呢？根据科尔—马拉什—波斯特威特理论，一旦某个文化风俗在一个社会扎根，就会有永续能力，即便最初形成这种文化习俗的理由也是让人难以捉摸的。在理想状态下，我们都希望得到这种“难以捉摸”原因的完整解释，但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够提供让人信服的答案。
戴维·利文斯顿博士是深入非洲大陆的一位探险家和医生，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他早在10岁时就开始工作了，在当地的一家纺织厂当童工，每周要工作84小时。早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很多孩子的经历都和他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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