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越多越安全》 第一部分
《性越多越安全》 人口增长的社会效应(1)

    上述这些是人口增长的一些主要益处，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有正面溢出效应。如果我打算要一个孩子，你就是获益者。如果要判断世界人口是否过多，我们就要将这些正面溢出效应和所能想到的负面成本进行比较。

    不过，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哪些好处和成本是没有溢出效应的。在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家的人均收入就下降了三分之一，因为原来是两人分享的财富现在要由3人来均分。如果不考虑女儿降生的好处，那一天应该算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了。现实并非如此，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天。经济学家彼得·保尔（Peter Bauer）有一个极具见地的论断：如果人均收入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一头猪的降生算得上是一种福祉，而一个孩子的降生只能说是一种梦魇了。

    尽管听上去道理很大，但是个人承担（非溢出性）的成本和好处对于整个人口问题并没有太多关联，因为每对夫妻在决定要几个孩子时，都有着充分的动机要去仔细盘算，而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家庭人口的规模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大。在世界各国，当受教育者得到的社会承认增加时，家庭人数就会减少，这样父母就能确保孩子得到最优质的教育。这也恰恰表明，为什么在19世纪很多家庭有八九个孩子，现在这种情况就并不常见了。同样在全球范围内，儿童死亡率的降低是和儿童出生率的降低相关联的。换言之，如果你更多的孩子活了下来，那你所付出的成本就是少生几个孩子。这也同样说明，很多孩子都是精心选择而非随机生育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看在奥地利发生的情况。20世纪，奥地利政府出资进行人口实验。第一次生孩子的母亲能够享受一年的产假，在此期间，她们每月都能从政府那领到奶粉费。到了1990年，该法律进一步放宽限制条件，如果她们在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两年内又要了第二个孩子，也可以再次享受一年的产假。

    这项政策改变是突如其来的。如果你的第一个孩子于1990年6月出生，那么就要遵守旧规定；如果第一个孩子于1990年7月出生，就可以享受新规定的优惠条件。你也根本没有办法选择去遵守哪一条规定，因为这一规定只是到了1989年11月才浮出水面，那时很多太太都已经怀孕了。

    该人口实验的结果是：和1990年6月之间就生下第一个孩子的妈妈相比，当年7月生下第一胎孩子的妈妈更愿意在两年内要第二个孩子，人口增加了足有15%。过了10年，7月生第一胎孩子的妈妈的家庭规模往往更大。

    这样说来，父母在生育孩子的时候也会受外界诱因的影响，即便这样的诱因并不大（奥地利政府每月分发的奶粉费大约为350美元）。这表明，父母在生育孩子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有意的，都会精心计算一番利益得失。

    从我想要一个孩子的事实，你可以推断出我觉得孩子给我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不管我考虑到了生育她需要什么成本，我觉得她带来的益处更大。也许，你的父母也有同样的想法，否则你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世界上。除此以外，孩子的出生也能带来正面的溢出效应，例如你或我女儿来到这个世上，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智慧、多元化和爱。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能足以说明为什么世界上的民众要为我生女儿和你父母生你而鼓掌。除了上述的正面溢出效应以外，我们还有溢出成本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