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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煦当年毕竟是地位仅次于皇太子的显赫亲王，无论是“靖难”的战功，还是后来在乐安的经营，都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响应高煦举兵的人们，事后或被押解戍边，或被发给官家为奴。这些人中，有人杀死押解人员，然后逃走；有人从官家逃回乡里，瞻基不得不下令有关部门严查逃犯，重赏检举和自首之人。
高煦之叛被彻底平定，困扰明帝国二十多年的难题，至此为瞻基成功地解决了。高煦最终败于瞻基之手，原因复杂：未能获得朝臣的支持；永乐时期夺位活动过于急躁，过于露骨，反而受到打击；未能抓住朱棣去世和高炽去世的两次机会发兵夺位；最后起兵时困守乐安这块弹丸之地；军事实力的相对薄弱等等，综合起来导致了高煦的失败。另一方面则有朱棣、高炽、瞻基祖孙三人的联合行动，使高煦越来越走向失败，尤其是瞻基后来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策略，几乎是迫使高煦谋反，然后迅速率军亲征，一举平定之。高煦实在是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虽然他是当年“靖难”之战的猛将，又主持过一段北方的防务，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是他缺乏朱棣和瞻基身上的战略才能，更缺乏一个军事统帅的才能。性格急躁，容易冲动，缺乏耐心。由于战功和朱棣的纵容，高煦的顺境大大多于逆境，经受不住逆境和挫折的考验，情绪的起伏波动很大，关键时刻举棋不定，被动挨打，终于被擒。张辅、瞻基等人对他的看法基本上属实。
但是，高煦的失败，还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高煦发动的叛乱，同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以及后来的“宸濠之变”性质一样，目的都是为了争夺皇位。这在封建时代的明朝已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皇族皇子这一社会集团中许多人的意识。尽管传统的礼法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皇位，但反抗礼法、谋取皇位的勇士历代都不乏其人。朱棣可算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是在洪武年间实行分封制的条件下，才得以起兵夺位的。洪武初年的政治体制中，很大一部分兵权是掌握在徐达、傅友德这些军事贵族手中。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同时，逐渐将这部分兵权转移到了藩王手中，连冯胜、傅友德这样的公、侯也受晋、燕等藩王的节制。此后边塞诸王多次奉命出塞，并有权节制部分卫所和布政司都司，形成了一个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相应的政治势力的藩王集团。因此，洪武末年，一面是功臣军事贵族集团不断被翦灭，另一面则是相对强大的藩王贵族集团被扶植起来，其势力甚至足以同中央皇权相抗衡。朱元璋生前，已经有个别藩王做起了当太子的美梦。而朱元璋临终时，又将皇位传给了孙子而未传给儿子，因此，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们一定会起来凭借手中的实力，争夺他的孙子的皇位。以朱棣“靖难”为标志，当时在皇族亲王之中，形成了一种谋反夺位的社会意识和风气。朱棣的兄弟们中，太祖第五子周王朱、第七子齐王朱榑、第十三子代王朱桂、第十九子谷王朱橞都想争夺皇位，并且有所行动。
朱棣称帝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削夺藩王的权势，使之无力举兵反抗中央。但朱棣并没有从制度上废除亲王典兵之制，他对兄弟们典兵担心，但对儿子们典兵倒是放心的。因此他仍按朱元璋的“祖训”，为次子高煦和三子高燧设置了军事护卫，其结果又导致了高煦之兄、仁宗高炽死后，高煦学习父亲朱棣的榜样，起兵争夺侄儿皇位，企图重温当年燕王“靖难”的旧梦。
很显然，“高煦之叛”是明太祖朱元璋搞分封制的“后遗症”。但是朱高煦举兵夺位时，藩王的地位与洪武末期几乎无法相比，那时的藩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而此时的藩王只有王府城内的“封地”，花销用度全由国家拨给，数量有限；军队只有少量护卫，并受到许多规定的严格限制。在这种条件下诸王要举兵夺位，谈何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极小。高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起兵的，加上他本人的一些不利因素，因此，他的失败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朱元璋施行的诸王分封制，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局面，这是他自己始料所不及的。传说皇太子朱标嫌朱元璋杀人太滥，朱元璋就让他拣起一根带刺扎手的棘条，以此来启示太子：去掉了刺的棘条就不扎手了，杀那些人是为了留给太子一个容易治理的国家。事实上当时中央皇权的主要威胁不是文武权臣，而是那些手握重兵、觊觎皇位的各地藩王。朱元璋杀戮功臣，封立藩王，一面除“刺”，一面留“刺”，使得子孙几代都“扎手”。而朱元璋的继承者朱棣，未能从根本上彻底废除藩王典兵之制，尤其是未能在生前妥善处理高煦之事，又导致了后来的高煦之叛，不能不说是朱棣的一大失误。高煦之叛再次证明了藩王典兵之制不利于中央皇权的专制统治，因此平定高煦之后，明宣宗朱瞻基即着手继续削夺宗室藩王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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