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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朱棣对太子高炽的打击和限制，是有意废掉太子，史书上也说，高炽多次面临被废掉的危险，但从永乐一朝的情况来看，上述结论并不完全属实。朱棣在对高炽强烈不满、严厉打击他的时候，可能确实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但他始终没有这样做；况且如果他真的想这样做，就必须另外选择一个人来代替太子高炽。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确曾纵容和厚待过汉王高煦，但决不是培养高煦作为皇太子的候选人来代替高炽。由此可知，朱棣并不想从根本上废掉太子高炽，他一再打击太子及其官属的目的，不过是想限制和削弱其势力，使之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壮大，从而对自己造成威胁。这是朱棣对太子的长期斗争方略。因此太子虽然连遭打击和限制，但其地位却仍较为稳固，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此则统一起来。同时，朱棣并未将对太子的斗争扩大化，而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关押和杀戮的范围也只限于太子周围的一些人，这样既维护了自己的地位，对永乐政局也未产生过大的影响。实际上只要朱棣的地位不受实质性威胁，高炽的太子地位就是稳定的。朱棣自己很清楚，如果他一旦废掉太子，那么后果将不可收拾，对他本人更未必有好处，因此朱棣没走后一条路。尽管朱棣脾气暴躁、专断猜忌、冷酷无情，但就他对太子的斗争方式及其结果来讲，朱棣仍不失为一个精明的封建帝王。
朱棣的长子、太子高炽亦非等闲之辈，其才具比照两位弟弟实在是略高一筹。面对父皇朱棣的寻衅打击和高煦兄弟的谗言倾陷，高炽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显示出了成熟、干练的政治素质。自从他督责刘观而遭到朱棣的训斥之后，高炽再也没有去触动朱棣的宠臣；官属受到逮捕和关押，高炽明知其冤，却从未出一言相救；在别人的诬陷和朱棣的打击下，高炽表现出了少有的忍耐，将痛苦和不满深深地埋在心底，平素言行极为谨慎，很少谈及他同朱棣的关系。有人问他：“你知道有人说你的坏话吗？”高炽不露声色地回答：“不知道，我只知道应尽做儿子的职责。”永乐十九年（1421），礼部尚书吕震曾向高炽揭发了一个他身边的宦官，这个人总是借着向朱棣送文件的机会，密告高炽的过失。吕震建议高炽疏远此人，高炽或许觉察到此人很可能是朱棣有意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但他仍假装不以为然地说：“我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既然父皇不相信他，我又何必与他计较呢！”回答得巧妙得体，滴水不漏，即使传到朱棣耳中，也不会被人抓住把柄。在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时，太子高炽基本上只做些赈济灾荒、蠲免赋税和中下级官员的任免升调之事，很少涉及重大政务，从而极力避免与朱棣的权力发生冲突；日常生活中，他更是极少表露出对权力和政治的追求和兴趣。他体态臃肿，又身着特制的宽松肥大的衣服，几乎整日与文人学者杨士奇、王汝正、徐善述等人谈论诗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清心寡欲、热心学问的肥胖书呆子。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减轻朱棣对高炽的恶感与偏见，加上金忠、杨士奇、胡等人对太子的保护，朱棣更无意更换太子。事实上朱棣晚年处置了汉、赵二王之后，再无人可与高炽争夺太子地位，而且太子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官员，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政治势力，政治形势越来越不允许朱棣做其他选择，否则将对政局不利。
高炽凭着自己的心计和毅力，度过了险象环生的永乐一朝，这使人们不禁想起他的外祖父徐达，这位开国功臣是洪武一朝迭兴大狱之后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高炽在永乐一朝的表现，多少反映出他从外祖父徐达身上继承的某些遗传秉赋，他不愧是徐达的外孙子。
值得一提的是高炽对二弟高煦的态度。他当然十分了解高煦的行为，但他从未向父皇朱棣汇报过，相反却不顾高煦的打击陷害而一再为高煦求情，甚至在高煦夺位活动最为猖獗、朱棣要严惩高煦之时，高炽还不惜触怒朱棣来为二弟高煦担保。事态的发展似乎与高炽的愿望相反：高炽越是为高煦求情，朱棣就越觉得高炽太善良、太仁弱了，从而也就越要彻底惩办一心夺位的高煦，以解除他对未来皇帝的严重威胁。高煦被遣送到了乐安，太子高炽曾致信劝慰，他是否真心不希望看到这一结果呢？史书未记。但人们应该注意下列事实，那就是汉王高煦的失败对太子高炽是最为有利的，而高炽曾经从反面促成了高煦的失败。
永乐朝二十二年的历程就要过去了，在这场争夺权力与皇位的较量中，老皇帝朱棣和皇太子高炽几乎打了个平手，但高炽略占上风，因为他不仅保住和巩固了自己的太子地位，劲敌高煦遭到了驱逐和流放，而且他的爱子朱瞻基已成长为一名文武双全、颇有威望的候补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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