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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发生后，朱棣再次对太子高炽产生怀疑。当年六月，他派遣礼部侍郎胡巡视江、浙诸郡，借机调查和了解太子在南京的表现。胡临走时，朱棣对他说：“听人讲太子干了许多失德之事，你到南京去可以多呆一些日子，看他到底怎样，给我秘密奏来！”朱棣老眼昏花，迫切想从密探那里了解到太子的情况，因此他特意叮嘱胡：“奏书的字写大点，这样即使奏书晚间送到，我也能看清了”。
胡到了南京，每天都随大家一起上朝，呆了许多天，他的行动引起了杨士奇等人的怀疑，他催促胡有公务在身，应该赶快走。胡则借口置办冬衣未完，又呆了一段时间才离开南京。这也是个十分圆滑的高级官僚，他非常清楚，如果他秉承朱棣的旨意稍稍谈及太子的失误，日后太子当了皇帝决不会放过他，而朱棣又时常发病，不可能“万寿无疆”，于是他便只将高炽孝敬谨慎的七件善事秘报给朱棣，朱棣看后，对太子的疑虑才有所打消。
永乐中期以后，一些朝臣、宦官们奉承朱棣的旨意，流言中伤太子高炽，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朱棣竟听信流言，不断打击和教训太子及其官属，实际上助长了这种风气，使它得以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
永乐二十年（1422）九月，朱棣再次听信流言，认为太子有错误，而归罪辅导监国的杨士奇，将其下狱。过了几天，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户部主事张鹤早朝时礼仪偶有失误，太子由于吕震的缘故未加治罪。又有快嘴之人上告了朱棣，朱棣为此小事居然发怒，将不属于太子官属的吕震和吏部尚书蹇义一同逮捕下狱。不久消了气，朱棣又将这些人释放复职。
这次风波没有闹大，同时永乐帝朱棣的政治生命和对太子的高压政策也都将近尾声。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北征回师途中，似乎感到十分疲惫，便向杨荣等人表示，回到北京之后要将军国重务都托付给太子高炽，自己要安享晚年。不久即病死于榆木川。朱棣临终前的这番话，带有不再越俎代庖干涉太子政务的含义，但是如果朱棣的身体和精力不出问题，谁能保证他说的话不是空话呢？
洪熙皇帝朱高炽是宣德皇帝的父亲，亦称明仁宗事实上朱棣对太子高炽的态度，以及对瞻基和高煦的态度，都同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条件以及朱棣本人的性格和心态有着深刻的联系。
朱棣北征或出巡，太子高炽监国南京，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手中握有很大一部分实权，周围又有一批权臣辅佐，因此很快便形成了一股不断上升的政治势力。这样一来，权力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甚至在几个时期内同时存在着南京和北京两个权力中心。这种情况的出现无形之中便对老皇帝朱棣造成了一种威胁，自然会使猜忌专断、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于是，朱棣一方面对太子高炽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措施，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其势力；另一方面则有意纵容和厚待高煦，并在一定时期内让瞻基留守北京，让高燧负责北京的军务，实际上等于分散和减少了太子高炽的权力，以此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持和维护朱棣自己的集权统治，同时也就不断地减少自己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保持了心理上的平衡。
尽管太子高炽的势力不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只要他监国的权力不被剥夺，他的政治势力便会不断地有所发展和壮大。永乐十五年（1417）高煦夺位活动过分露骨，为朱棣所处置，但朱棣对太子高炽打击削弱、限制防范的政策并未因此而改变，因此永乐十六年（1417）和二十年（1417）朱棣又连续两次对太子的官属大兴问罪之师，原因就在于此。
与此同时，朱棣或许是为了防备太子在其东宫官属的帮助下发动政变夺他的权，几次寻找借口挑起事端，重点是打击和关押辅导太子监国的权臣，以此来告诫这些人不可有非分之想，不能在朱棣生前拥立太子为皇帝。因此众多东宫官属成为这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朱棣的统治和高炽的监国政治究其实质仍然是封建的君主政治，皇帝拥有绝对的很少受限制的权力，监国的权力仍是君主皇权的一部分，极为有限，况且这种权力与帝王的政治权限根本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界限，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监国权力的这种伸缩性完全取决于握有绝对权力的老皇帝朱棣，他可以随意使用权力来打击和限制太子，关押和杀掉太子的官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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