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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永乐九年（1411）之后，随着高炽的长子瞻基被立为皇太孙、并在政治舞台上频频露面，使得太子高炽受到削弱的势力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补偿和加强。皇太孙朱瞻基坚决站在父亲一边，回击高煦的挑战。朝廷时常举行拜谒太祖孝陵的活动，按照地位的排列顺序，太子高炽走在前面，两位亲王高煦和高燧跟在后面，他们的后面则是皇太孙朱瞻基。太子高炽过于肥胖，而且腿脚不利索，左右两个太监搀扶他走，上下台阶时，他仍不免要跌倒。高煦跟在高炽身后，看到这位皇太子竟如此狼狈，不觉把心里默念着的话说了出来：“前人跌跤，后人知警！”谁知紧跟在他身后的朱瞻基马上接口高声说道：“后面还更有人知警呢！”高煦回头看到瞻基，不禁大惊失色。他或许觉得走在前面的长兄倒还不难对付，而身后这位侄儿皇太孙倒让他有些发怵，瞻基为人机警，精于骑射，只怕将来不好对付。
瞻基虽然经常跟随祖父朱棣离京出巡，与高煦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但对这位二叔的为人和野心却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只要高煦出现，瞻基那双机警的眼睛就时刻注意他，并随时准备出击，以挫败高煦，保护父亲。这次高炽、高煦和瞻基等人的谒陵活动，倒像是一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精彩画面。
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将高煦的云南封地改为青州，并催促他赶赴藩国，但高煦仍然赖在南京不走，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来扩充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夺取皇位做准备。他乘朱棣出巡，以超常的量器收取禄米，教唆他的护卫官军强抢官民商人的财物，无人敢管。又私选各卫健卒，府中又私募军士3000人，不在兵部落籍。又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为草场，纵容卫士于京城内外劫掠，“支解无罪人投之江”。兵马指挥使徐野驴管束这些人，惹怒了高煦，他抡起铁瓜打碎了徐野驴的脑袋。或许是高煦继承皇位的心情过于迫切，他竟然提前坐上了只有皇帝才能乘用的专车。
朱棣对高煦的不法行为及其野心已有所觉察，但他不想把事情弄大，对高煦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朱棣回到南京后，向杨士奇征求意见，杨士奇列举了高煦的行为，指出高煦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建议朱棣应尽早妥善地处理。朱棣也感到事态严重，必须设法解决。不久又听说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朱棣勃然大怒，将高煦唤来，痛斥一顿，并命人收了他的冠服，将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太子高炽涕泪力救，才使高煦得免。朱棣对高炽厉声说：“吾为尔计大事，不得不割，汝欲养虎自遗患耶！”并告诫高炽：“汝若不从吾意，久当悔之。”但高炽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朱棣只好削去高煦的两支亲王护卫，遣送他到距离北京不远的山东乐安，对高炽说：“一旦高煦有变，可朝发而夕擒也。”至此永乐帝已经为其继承者粉碎高煦的叛乱做了必要的安排，高煦则完全丧失了朱棣的宠爱和支持，怨气冲天地来到乐安。
处理高煦的整个过程中，皇太孙朱瞻基始终站在一旁，看着暴怒的祖父、流泪的父亲和不甘失败的二叔。据说高煦走后朱棣曾对瞻基说：“吾为君父在上，你二叔尚且胆敢如此猖狂，将来说不定会对你们父子干些什么。你要记住我的话，将来如果有人危害国家，你就要像周公杀管蔡那样，为国除害，这是圣人的做法。”这段话说得如此明显，可能是后人为称颂朱棣和瞻基而加进《实录》中的，不一定完全真实，但朱棣对瞻基谈过高煦有夺位的野心，则确有其事。瞻基始终没有忘记皇祖朱棣的嘱托，更没有放松对高煦的警惕。
高煦被遣送乐安，高燧已败下阵来，暂时无人与高炽争夺太子的地位了。太子高炽的政治势力无形中又突显出来。但高炽的政治处境并没有因高煦的失败而有根本的改善，他仍然处于朱棣的高压政治之下。永乐十六年（1418）年中，有个姓陈的千户，由于擅取民财而被太子发配交阯立功赎罪，几天后太子又念其有军功而宽恕了他。有人乘机挑唆：“皇上定罪的犯人，太子居然设法放掉了。”这话强烈地剌痛了朱棣，他暴怒之下立即逮捕陈千户杀掉，并归罪于太子的官属赞善梁潜和司谏周冕不加谏止，逮捕了两人。朱棣亲自审问他们，尽管两人说明了事实，但朱棣仍然愤怒地说：“这件事根本由不得梁潜！”而终于将二人下狱杀掉。梁潜的妻子杨氏痛惜丈夫死于非命，悲愤过度，绝食而死。太子高炽眼看着忠实自己的部下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杀，自己又无法申救，内心里必然充满了痛苦与忧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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