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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炽虽被立为皇太子，但老皇帝朱棣对他的恶感与偏见并未因此而改变，反而有所加剧。加上高炽本来就不善迎合其父，因此他的政治活动几乎时时处处引起朱棣的不满。这一切都为高煦打击和排挤太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每当朱棣对高炽表示出不满时，高煦就在一旁别有用心地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并勾结朱棣的左右侍臣散布流言，以激怒朱棣惩治高炽及其东宫官属。太子周围的许多官员先后被下狱或处死，成为这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北京刑部左侍郎冯京，因竭诚辅佐皇太子，受到高煦的嫉恨，终于遭到高煦的诬陷而被朱棣囚死狱中。解缙至京奏事，正赶上朱棣离京北征，只好拜见皇太子后离去。高煦早就恨透了这个力保高炽为太子的大臣，于是向朱棣挑唆：“解缙是趁你不在才进京私会太子的，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回去了，根本没有做臣子的礼貌。”朱棣听后不禁暴怒，借故将解缙下了狱，后来终于被杀。
在打击太子的活动中，高煦是急先锋，他的小弟高燧也不甘落后，常常伙同其兄一道上阵，向太子进攻。他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朱棣的支持和纵容，因此，形成了一股反太子的政治势力。高煦很是得意，他认为如果朱棣发怒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废掉太子，让他继承皇位。可惜好景不长，永乐七年（1409）八月，受命北征的淇国公丘福全军覆没，本人被执杀。丘福是永乐朝位列第一的开国武臣，是高煦争夺皇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高煦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同高煦联袂上阵倾陷太子的赵王高燧，也因干了许多违法之事而受到朱棣的严厉惩治，太子高炽则在朱棣面前全力解救他，保住了他的亲王职位，因此高燧倾陷太子的行为大为收敛。高燧的败阵同样使高煦的势力受到削弱，但高煦的性格颇像其父，很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干劲，他并未因丘福和高燧之事而收敛自己夺位的野心，对太子高炽及其官属的攻击反而更为起劲。
在这种情况下，太子高炽的处境更加为难。朱棣曾委婉地提醒高炽，要把江西人王高提升为户部侍郎，是违反了太祖定下的江西人和浙江人不许在户部做官的祖制，但没有因此严厉斥责高炽。有人据此认为朱棣对高炽是信任的，但如果继续了解朱棣对高炽的态度，就会感到上述结论并不尽然。朱棣对高炽这次明显的失误并未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相反对高炽并未失误的政治活动反而毫无原则地大加干涉，甚至近乎病态。朱棣北征回京后，对他离京期间太子高炽的监国做法大加更改，太子原来的许多处理被否定，毫无必要地造成了政治上的反复和不便。大理寺右丞耿通实在看不下去，几次向朱棣从容劝道：“太子的做法没什么大错，可以不必更改。”话说得在理，朱棣不好反驳，但内心却极为不满，很想找个机会狠狠惩治一下耿通。有人乘机上告耿通受人请托故意放走罪人，朱棣不问真假，暴怒异常，命令都察院会同文武大臣于午门审讯耿通，并咬牙切齿地说：“必杀（耿）通无赦！”蹇义像群臣不敢不从，只好判了耿通有罪当斩。朱棣似乎未解心头之恨，仍然厉声喝道：“耿通破坏祖法，离间我们父子，不能轻饶了他，一定要让他受极刑！”朱棣加给耿通的罪名并不属实，他自己倒是一副被人揭了短而恼羞成怒、蓄意报复的嘴脸。
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永乐十二年（1414）八月，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借口太子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并且奏书中的措辞欠妥，便在高煦的谗言煽动下，传令逮捕了辅导太子监国的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迎接圣驾的早晚和奏书措辞如何，本来就不是什么要紧之事，但朱棣偏偏要为此大动干戈，可见他是存心想借此来教训一下太子高炽。受到关押的人中，蹇义和杨士奇被先后释放复官，杨溥、黄淮等人则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为了保护太子高炽，杨士奇被迫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对朱棣说：“皇太子非常孝敬忠诚，这次迎驾迟缓，都是我等之罪。”朱棣的怒气方才有些缓和。像这样为一点小事就大规模地关押太子的官属，在整个明代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朱棣与高炽的父子关系，也因政治上的权力斗争而变得很不正常。高炽虽然身为皇太子，却总是生活在老皇帝朱棣的阴影之下，他与朱棣的父子关系几乎完全服从于封建的君臣关系，是一种被扭曲、被异化了的父子关系。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父子关系，乃是专制政治的历史悲剧。经过永乐十二年的事件之后，太子高炽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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