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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二叔和父亲的三角矛盾，瞻基坚决站在父亲一边
在永乐帝朱棣当政的二十二年中，皇长孙朱瞻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一直是大明帝国不容置疑的候补皇帝；他的父亲皇太子朱高炽却不断受到打击和限制，直至永乐帝朱棣去世；瞻基的二叔朱高煦则由于争夺皇位的活动给中央皇权造成了威胁，受到了朱棣将其流放乐安的处置。朱棣、高炽、高煦、瞻基祖孙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几乎贯穿永乐一朝的始终。
自从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后，其弟高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并总想寻找机会搞垮太子，以便自己夺取皇位继承权。永乐帝朱棣自然了解这一切，当年他曾对高煦许下“靖难”成功即立他为太子的诺言，如今却未能兑现，朱棣自己也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作为一种补偿和安慰，朱棣对高煦是颇为宠爱和纵容的，除了批准他的各种请求外，还使他享受的礼节和待遇大大高于普通亲王，甚至接近或超过皇太子。旁人都看清了朱棣对高煦的用心，偏偏才高性傲的解缙不太知趣，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争端，劝朱棣不要过份礼遇高煦。朱棣对高煦的礼遇本来就是迫不得已的，解缙的劝阻等于揭了他的短处。因而引起了朱棣的恼怒，他认为解缙是在离间他们亲骨肉，很快便疏远了解缙。但解缙谈到的事实却是朱棣无法回避的。太子高炽和汉王高煦的势力都在不断增长，尤其是高炽的势力增长很快，甚至与老皇帝朱棣的权力范围发生了碰撞，因此，朱棣便利用自己的威势和权术来驾驭高炽和高煦兄弟二人。
永乐七年（1409）以后，朱棣由于准备迁都北京和亲征漠北，长期离开南京，而让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并选了朝廷要员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谕德兼翰林侍读杨士奇辅导高炽监国。朱棣命人制订了较为详细的监国方案，其中规定，除了文武官员的任命、邻国使臣的朝贡和边境军队的调发必须请示朱棣之外，其余的日常事务都由高炽处理，不必请示。可见朱棣是将人事权、外交权和调兵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将其余的权力下放给太子高炽。但即使如此，太子高炽的手中也有了很大的权力，再加上有人事、军事等重要部门的实权人物的辅佐，因而太子高炽很快就成为大明帝国中仅次于朱棣的第二号人物。朱棣不在南京，太子高炽就暂时成为主持帝国政务的最高首脑。高炽是个有思想、有见识、又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人，在受命监国之后，便力求运用权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高炽毕竟只是监国，他行使权力的范围再大，也只是在朱棣的权力范围之内，而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加上这些权力是朱棣分发给高炽的，朱棣拥有收回这些权力的权力。因此，当高炽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与朱棣发生冲突时，猜忌专断的朱棣便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以回击高炽。
高炽监国不久的永乐七年（1409）四月，苟且贪婪的刑部尚书刘观因过为太子高炽所斥责，朱棣在外地听说后，立即致书高炽训斥道：“朕命你监国，凡事必须宽大，不要急躁。文武群臣都是朕任命的，虽然有小过失，不要当场使他们丢面子，也不要偏听偏信，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来对待别人。”这番话表面看似乎是告诫高炽宽以待人不要急躁，但真正含义却非常明显：文武群臣都是我朱棣任命的，你作为太子根本无权管束。
事实上也正如朱棣所说，许多文武要员都是朱棣的亲信大臣，只要朱棣还健在，他们就不会在政治上就听命于暂时监国的皇太子。都御史陈瑛整天揣摩朱棣的好恶，利用手中的监察大权，极力诬陷和打击朱棣不满的朝臣，到处咬人，是朱棣宠信和豢养的一条恶狗。陈瑛倚仗朱棣的支持和信任，一手制造了许多冤案，株连甚众乃至滥杀无辜，并拒不执行皇太子的某些政令。太子高炽极为痛恨这种人，却碍于朱棣的宠信而对陈瑛无可奈何。
朱棣对高炽监国不太放心，力图将太子的一举一动都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北巡不久，朱棣即指示辅导太子监国的蹇义等四人，让他们传令六科，将太子裁决庶务的情况逐月详加记录，毫不隐瞒地全部报告给他，并举例说赏一个人为何而赏，罚一个人为何而罚，为何罚后又饶恕一个人，都要加以记录和上报。因此太子高炽名义上是受命监国，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朱棣势力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处境十分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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