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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有道理可讲，是缺乏远见，很让人吃惊。相反，美国人全速发展了它。在某些事情上，苏联人很平庸，但不是在科研领域。问题在于应用。他们做了更多的研究，更早地进入太空，而没有信息技术是到不了太空的。
古巴避免了这种错误吗？你们注意发展信息技术吗？
在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没有讲授计算机技术，甚至连大学里也没有。我们正是在大学里逐渐开展起来的。然后，我们开设了170家计算机青年俱乐部，不久前增加到了300家，每个俱乐部拥有的计算机也增加了一倍。根本的是，今天在我国，计算机教育是从学龄前儿童开始的。百分之一百的儿童，从学龄前到大学都有他们的计算机室。我们发现了它提供的巨大可能性。我们还在儿童、成人、青年和整个人口的教育中竭尽全力地利用视听设备。我们以最低的耗费和成本，在所有缺电的地区利用太阳能使用这种技术。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利用信息技术的阶段，并在它的其他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培养成千上万名节目制作和设计人员。我们创设了一所信息科学大学——现已经到五年级——，它从全国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每年入学人数达2000名。
让我们继续讨论苏联。当苏联崩溃时，到处出现类似黑手党的王国；暴露了大量腐败现象。他们没有能够树立道德观念，而是恰恰相反，形成了一种普遍腐败的现象。
我来给您分析。资本主义是一切病毒的制造者。黑手党是资本主义制造的。所有腐败的疫苗都在那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因为人们有需求，你需要创造价值，增加价值。我们奋斗——今天我们仍然努力奋斗——，因为革命要推翻一切法则。我记得，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富人文化和一种穷人文化。富人文化非常体面：我买东西，我付钱。而穷人文化呢，我怎样才能从这里得到这些东西呢？我怎样才能从富人那里偷到这个或那个东西呢？
许多穷困的、好的、爱国的家庭对他们有工作的，比如说在旅店工作的儿子说：“听着，拿一条床单来，拿一个枕头来，拿这个来，拿那个来。”这种态度来自贫困文化。当彻底改变这一切的社会变化发生以后，这类习惯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如果社会主义有朝一日在古巴消亡，如果我们遵循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González）那一类人的忠告去做，这里也会这样，黑手党和资本主义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复活，包括毒品和犯罪行为。在我们社会里，有些阶层还没有把他们整体改造过来。我们具有的激情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通过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可以把他们逐步改造过来。
苏联应该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不真切知道您所说的事情在苏联达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苏联有足够的学校，大量开展科学研究，大学的水平很高。
无论如何，人总归是人，我们不能把他理想化。幸而，出于一种巨大的信念，我认为，人类尽管有他的缺点和局限性，是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完善自己的。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就没有理由为此而奋斗终生。我会说：“您瞧，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希望肯定会落空。”也就是说，您可以做各种可能的比较，而我相信，总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似乎无法理解的事情。有些现象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
在古巴，你们没有进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称作“改革”（“perestroika”）的事情，对体制的运行进行总体修正。您认为这里不需要这种“改革”，从而保存了革命吗？
您瞧，我能对您说的是，苏联有的历史现象在古巴并不存在。这里没有斯大林主义；在古巴从来没有发生过滥用权力、个人迷信、到处树立塑像等类现象。这里从革命的最初时刻起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活着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一项工程，或为他立一尊塑像。这里，在面向公众的办公室里没有官方的肖像。我们始终非常反对个人崇拜。那种崇拜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其他地方的错误。我们也没有过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那是在我们国家从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始终遵循一条原则：社会主义建设是所有希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自由人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
假如我们做这种“改革”，美国人就会很高兴，因为苏联人实际上是自己毁了自己。如果我们这里分成十个派别，在这里发生可怕的权利之争，美国人就会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们终于摆脱了古巴革命。”如果我们做那种类型的、同古巴的现实毫无关系的改革，我们就自己毁了自己。但是，我们不会自毁的。这一点应当十分明确。
您对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所做的努力感兴趣吗？
您瞧，我对戈尔巴乔夫从他上台时起所做的一切有极坏的看法。最初，当他说要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沿着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而不是用增加工厂的数量来扩大生产时，我很高兴。外延生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应该采取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采用集约技术，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他还谈到反对获得非劳动收入。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言论。
这些是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言论，最初我们很看好它们。他甚至反对酗酒。我认为这很正确。当然，我认为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太容易，需要做长期的说服工作，因为很久以前俄罗斯人就知道如何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蒸馏器里生产烈性酒伏特加了。我甚至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我也对您解释了苏联用别的方法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这种关系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同左派力量，同所有进步势力的关系问题。
他们在处理和其他亲苏共产党的关系时，采取一种很霸道的态度，是吗？
您瞧，有人为了取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站出来批评被世界反动派丑化了的历史人物。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也不会愚蠢到不敢说出有义务说的话。在苏联，专制政府的传统、等级思维、封建文化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造成了滥用权力的倾向，特别是，造成了一个霸权国家和政党对其他国家和政党发号施令的习惯。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着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哪一个说你应该做什么。并且，我们发现，每一个革命运动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各自的特色。我记得一些转折关头：当苏联崩溃的时候，许多人陷于孤立，其中包括我们，古巴的革命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当时，有许多地方的其他革命运动展开了争斗。我不想说它们是哪些运动，是哪些人，它们都是一些严肃的运动。面对那个令人绝望的、苏联崩溃的形势，他们问我们是否继续斗争，还是和反对势力谈判，寻求和平，即使在知道这种和平会引向何方。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是要去斗争的人，你们是要在斗争中战死的人，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那种事情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会支持你们做出的决定。”那是我们尊重其他运动的最高表现。不是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么做，是出于我们的认识和经验，以及他们对我们的革命的高度尊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考虑他们的决定会给古巴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你们决定吧！”就这样，在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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