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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故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把我带出一个地方,又带到另一个地方,我也不反对,但心里很明白他们在对我做什么,因为他们必须与我商量手术方案。因为,如果我确实感到没有力量做一件事,我就会召唤党组织并说:“你们看,我感到无能为力。”因此我批评了医生,因为他们把事情的严重性缩小了一点。我对胳膊更愿意靠功能恢复。用打钉子及其他措施的手术处理更危险。对一个20岁或25岁的年轻人可以做这种手术。我说,“好吧,反正我也不会参加下一届棒球冠军赛,也不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之,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
如果我觉得自己的状况无法承担工作,就会说:“我有这种情况,请某人承担领导的责任,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干不了。”如果我将死去,那就死吧。如果我不死,并恢复了功能,那我就再承担我的工作。如果情况证明我离开岗位更好、更有利,或者说我继续的话反而有害,那我就离开。总之,人是有点经验的。
那个时候我是在为这些事操心的。这里我们不去描写、讲述我们准备了什么措施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准备了一些措施,来应付突发情况。我们的人民应该准确地知道在每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让我们的敌人幻想破灭吧;如果我明天死去,我的影响会增长。有一次我曾说,我真死的那天,谁也不会相信。我会像勇士熙德(CidCampeador)那样,人们把死去的他抬上战马,继续赢得战斗。
您几次在演讲和会谈中提起可能出现的继承问题,提起当您不再领导这个国家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您怎样看待一个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未来?
好,关于这个问题让我试试讲短点。我跟您讲过那些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我的计划。开始,我的角色比较重要,因为要进行非常重要的思想斗争,必须进行很多说服工作。我跟您说过存在着偏见。那时存在着种族偏见,反社会主义偏见,那是多年来撒下的毒药。
您是说很久以来您就在考虑他们暗杀了您的可能性,您必须考虑可能发生的……
您差不多就是在问我继承的问题。
是的,我是在问继承问题。
一开始,处于所有这些暗杀计划之中,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今天我并不具备这个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也许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权威,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我。
我向您介绍过,我们研究所有的公众舆论。我们用一个显微镜跟踪公众舆论。比如说,我可以跟您说说首都的公众舆论,全国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我能向您介绍所有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们的意见。
在进行了46年的斗争并取得了经验之后,我的权威是比过去高。我们这些进行过斗争、打过仗、领导过推翻独裁政权、使国家获得独立的人是具有很高的权威。
还有一个特权:年龄。这是偶然性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可以由于自然原因死得很早,或者死于暗杀他的计划。但在我身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我积累起这么多经验并不是什么大功劳。如果有什么功劳的话,那就是我始终如一地忠实于思想和原则;就是我没有因为手中的权力而骄傲,也没有受到滥用职权的诱惑,而人是很容易受这种诱惑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如果暗杀发生在我身上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提出了关于我的这个情况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别人觉得劳尔比我更激进,我承认他像我一样激进。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共青团组织工作,别人就觉得他比我更激进。我知道他们害怕,劳尔使他们担心。这是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
第二,据我看,在替代我的作用方面,劳尔是相对最有权威、经验和能力的人选;我还会再次强调我的看法。我向您讲过他怎样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被捕入狱,怎样改变了局势,怎样在第二阵线将分裂出去的纵队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者,他的工作的确很出色。后来,他很好地完成了在军队里的使命。他善于教育、培养人才,处理事务很镇静、很严肃。至今他都是最有权威的人,人们很信任他。
在那个年代里,可以谈论什么人替代什么人的问题。当革命成功的时候,我32岁;当1959年1月1日革命成功之时,劳尔28岁,他的生日在6月,我们当时面临的日子都还长得很。
也曾有过数起针对他的暗杀,尽管是主要矛头对准我,这是由我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决定的。他是党的第二书记和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些职务赋予他道德责任和权威性。
在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消失的情况下,劳尔都将是无可争议的接替人?
如果我明天出什么事的话,毫无疑问全国代表大会将开会并选举他,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义,政治局也将开会选举他。
但是,他在几年内就会赶上我,因此这更是一个代的问题。我们有幸拥有三代革命者。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之前的那些先行者,即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和领导人,那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与我们这些人一起产生了新的一代人。再以后,产生了在我们之后的一代人,以及紧接着他们的那一代人,他们参加了扫盲运动,参加了反对罪恶团伙、经济封锁、恐怖主义的斗争,经历了吉隆滩战役、十月危机,履行过种种国际主义义务……许多人立了很多功。这一代人中还有很多人懂科学,懂技术,身为劳动英雄、知识分子、教师。这是又一代人。还要加上与这一代人有最密切关系的共青团、大学生及社会工作者。他们与青年和大学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也就是说,您认为比一个个人、比劳尔更重要的真正的接班人,是一代人,是现在的这一代人?
是的,已经是一代人接替一代人的问题。我有信心,我也一直这样说,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存在着很多威胁这一革命进程的风险。存在着主观上的错误……有过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某些倾向和错误,这是我们的责任。今天已经克服了这些错误。
我跟您说过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但现在已经是新一代人在接替了,因为我们这一代正在过去。我们中最年轻的――我已经提到了劳尔的例子――也仅仅比我年轻四五岁。
第一代人仍然在与新的一代合作,新一代人遵从我们这些剩下来的少数人的权威。现在第二代人正在工作着;而第三、四代人也正在成长……我很清楚第四代人将会是什么样,看看那些六年纪学生的讲演。我们发现了很多聪明人才!
我们发现了许多人才,这些孩子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难忘。不知道人民中间还有多少人才,多少天才。我主张天才是群众性这一理论;不是在这方面有天才,就是在那方面有天才;有的在计算机方面,有的在音乐、机械方面;天才是很普遍的,有些人有做这个的天才,另一些人有做那个的天才。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教育,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正在于此,人们将会看到它的成果。这些人就是在经过若干年特殊阶段之后写下“我是社会主义者”的800万古巴人。
我充满了希望,因为我发现我称之为第四代的人,他们的知识水平高出我们这第一代人三四倍,高出第二代人大约三倍。正在如此成长着的这第四代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应当相当于第三代人的至少两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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