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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非是党员，不，根本没有这种规定。他们中有很多党员是出于偶然。这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有很多好人，很多优秀人物是党的成员。甚至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也可以是党员；宗教意识不是一个障碍。在开始时曾是障碍，正如我已经给你讲过的。但今天，党已经向具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敞开了门。
这大约13000名到14000名代表是被群众提名和选举的，他们必须获得50%以上的选票才能当选；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党的成员这一事实证明，被我们的党挑选出来的男女公民不是腐败分子，而是廉洁的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许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我可以向您保证，随着我国历史、斗争、对抗、战斗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他们珍视团结，把团结看成根本性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许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入党是一种获取特权、肥缺和好处的方式。人们入党不是出于信念和牺牲精神，而是为了私利。在古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我们的党不是为了获取特权而建立的。只要出现应尽的义务，那么第一个有责任去做的就是党员。党不提名，不选举，由人民通过10000多个选区来做这些事。党领导，我倾向于说党从意识形态上领导，党制定战略，党与共和国的议会、群众组织，与全体人民一起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一种不同的观念。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有腐败。您认为在古巴，在领导层内部没有腐败吗？
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官员与外国大公司谈判，那么好吧，有时他们邀请这些官员去餐馆吃饭，或者邀请他们去欧洲，让他们住在公司主人的家里，或住在豪华饭店里……最后，我们的一些官员就成了成百万的买主；一方面他们是成百万的买主，另一方面，很多资本家都具备腐蚀人的艺术，他们做的比蛇还要隐蔽，有时比老鼠还要坏。老鼠是一边咬人一边使人痲痹，它们能在漆黑的夜里从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就像老鼠一样，他们逐渐使革命昏昏欲睡，再从革命的身上扯肉下来。
不少人的腐败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知道自己在搞腐败，或者怀疑自己的行为属于腐败，因为人们看见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看到了他们所干的蠢事：某人换了小汽车，新漆了汽车，按上了这个，或者装上了一些漂亮的带子，因为讲究排场。我们不下20次地在这里听说，在那里听说。必须采取措施。但是这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我们做了努力，我们有幸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腐败或滥用职权的现象，我还没听说过任何比我们做得好的例子。领导层的腐败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有可能出现腐败，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这里有很多人陷入腐败，但是腐败不允许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国家领导干部身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允许自己这样做。
有人把我纳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列。这（谎言）太过分了。我不会为此打官司。我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我有些许比索，自革命的第一年起，我为每项服务缴纳规定的份额，当然是微乎其微的，然后我会剩下一些。我的工资从来没有变过，从工资里我要交党费，一定百分比的房租，每个月都要交。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休假，好几年没有休息过一天了，没有周六，没有周日。物质上我什么也不缺。我拥有我所必须的。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需求……
我给您解释一下道德品行的准则和本质。如果说哪个革命领导人在外国某个银行有存款，那就让他们找吧；谁要是能找到一处，那么他要多少给他多少；我们革命领导人没有一分钱，我们可能有些比索，我们还剩下一些，因为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替我们付了……
您能告诉我们您的工资是多少吗？
我的工资，以25比索一美元计算的话，每月30美元。但我饿不死。我交党费，交别的，一定的百分比，从始至终交，交房租，我想是百分之十吧。
您应该明白，一个这儿那儿、在许多个地方被追踪的人，不可能每天都处在一个点上。当然，这些条件都逐步改变了，我们也逐步取得经验。
我要帮助我的一个姨妈，他的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这是实行退休制度之前的事，因为起义军曾六个月没有发工资。
还有别的，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您，这么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接受的礼品。我不知道这些礼品总共值几百万美元，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卖掉属于或曾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东西。一天，我把17000件礼品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欧塞维奥•莱亚尔（EusebioLeal）。我一直不愿意说这件事，免得一些赠送我礼物的人认为我不珍视他们的赠品。其实相反，我正因为重视才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我对他说我只保留一个东西：“把书给我留下吧；等我死后，就都是公共图书了。”但是其他的礼物，我全交公了。有很多趣事，有人会对很多事发笑，因为我还交了睡衣，甚至还有价值六七千美元的手表，艺术品，各种各样的东西，精美的绘画，价值昂贵的物品，古董。
我不是在自我辩护，我只是说有些事太可笑。他们两次把我纳入最富有的人之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搞这么荒唐的把戏有什么目的。我自己没有一分钱，我一分钱也不管理。当然，一般是国家的管理部门管理主席的开销。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确实，当我访问时，我必须住在宾馆里，必须在某个地方吃饭，但我身上从来不带一分钱。
我可以说执行了一个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我的所需，我个人的所需的确是非常少的，我的工资从未提高过。我将光荣地身无一文可兑换外币死去。人们要为我写的回忆录、书籍付几百万的稿费，我只是说：“我写书是为了给学校的。”以这样的准则生活，人感到平静，由衷幸福，感到坚强有力。任何一个革命者的头脑里都容不下一丝不公正，绝对容不下。
我说过革命者的心里容不下报复心理。一个人可以用人世最大的坚定性进行斗争，但是不能出于仇恨而斗争。当我们在马埃斯特拉山时，有一次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正在观察一次用火箭发射的轰炸，那些火箭是由美国人提供给巴蒂斯塔的炮手的，我在写给塞利亚（CeliaSánchez）的一封长信的结尾处写道：
“看到他们把火箭投向马里奥（Mario）的房子,我发誓要让那些美国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对于我来说，一场更漫长的、规模更大的战争将开始，那就是我要打的反对他们的战争。我感到这是我真正的使命。”
那是我看到那些炸弹时的一种预感。
但是后来我又目睹了那么多的事情……我看见成百万的越南人死去，成百万的残废，我看见他们向越南的热带森林抛撒下凝固汽油弹，那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优雅、感情细腻的民族啊，而美国向两万公里之外的这个国家轰炸。我看见他们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行为，那些拷打，看见他们在费卢杰使用白磷弹……看看那些他们强加于人的独裁政权，那些在美国造的专门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几万施刑者，那些让1万、2万、3万阿根廷人“失踪”的肇事者，他们还偷走了“失踪者”的孩子；我看见那些人让10万多危地马拉人“失踪”，“失踪啊”！再加上对智利的镇压，加上他们干过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那里曾有一个受到美国支持的、由美国制造出来的、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一样的特鲁希略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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