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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装甲师。法国人拥有作为步兵支持力量的零散坦克，德国人打破了这些组合，因为在德国人的脑子里，没有比“后方有坦克”这样的消息更可怕的事了。俄国人那时确实已经有了装甲师；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犯了另一个错误。但是戴高乐有能力统帅抵抗运动，尽管身边有他的美国盟友，他没有屈服于他们。由于戴高乐，法国后来扮演了重要强国的角色。戴高乐不是左翼人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法国爱国者，一个有战略思想的军事家。然而，当动乱威胁出现在1968年时他怎么样了呢？戴高乐跑到了德国，那儿有法国军队，他去确认这些部队的支持以便镇压任何可能的民众造反。我是这样看的，而我是不能赞同他这种做法的。
您对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保留着什么印象？
我是在萨特1960年访问古巴时认识他的。他是与西蒙•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一起来的。我见他们的时间很少，我招待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谈话，交换意见。萨特写了一本友好的书，题目是《掠过蔗糖的飓风》（Huracánsobreelazúcar），是给巴黎的一份报纸《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写的关于古巴革命初期情况的热情报道。
那么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呢？
我也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海明威。他喜欢古巴，热爱这个岛屿。他曾居住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东西，他的存书、房子，这些今天已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了。在革命后的第一年，我曾与他有过两次交谈，非常短暂。如果海明威能在这里多住几年，我会希望有时间与他谈得更多，与他再亲近一点。
他有的小说我读过不止一次。在《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Adiósalasarmas）等许多小说中，他总是让主要角色与自己对话。这是我最喜欢海明威的地方，我喜欢他那些角色自己与自己说话时的独语。《老人与海》这部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品也如此。
关于他这个人嘛，就我所了解的那一点点来看，我觉得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的习惯、行为、他的物品，都表现了这一点。我从来就很喜欢他的文学。他在书中替自己画像，那些他体验过的冒险，那些他想经历但没能经历的事情。从心里说，我很欣赏他对冒险的渴望。
我希望我们现在来谈谈古巴国内的形势。所有国家都有不满的人群，古巴也一样。同时，看来您通常总能感觉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并总是由您首先在演讲中提出这些问题：这件事情没办好啊，那件事情必须做得更好啊，而人们也总能在您的演说中听见他们感觉到的问题。但是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听不见您在演讲中谈论古巴社会里没办好的事情了，因此很多人想念您过去扮演的那种古巴“头号反对派”角色。
的确，我是头号反对派，但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错误，反对没有办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有办法了解舆论情况，就像是有一台显微镜。应该承认在我国，人民有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我们的传统中有这个特点，人们爱表达意见。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每个事件之后收集人民的自发意见，在这些意见里有反对的意见。我在前面已说过，我们还有规定，要公开每一项反对意见。我从不公开宣读与我有关的意见，因为有可能是非常夸奖的，当众念这些让我反感，不舒服，显得虚荣。甚至当几百万同胞中只有几千个人表示不同意见时，我也感到担忧。比如，有1万6千个人持反对意见就足以让我们注意了，不是因为百分比，的确不是；要考虑到这些批评意见有可能有道理，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是对革命没有好感的敌对分子的意见。
情况是可以分辨的。当人们说：“这个可能太贵了”，或者说：“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做”，这些不是来自敌人的意见；尽管也有来自敌人的意见：“你们谈这些，但不提吃饭的问题”，“你们说这个问题，但不说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舆论状况的信息是全面的、广泛的，我们关心这些信息，它帮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所有的反面意见都会包括在内。必须关注舆论，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反对意见能帮忙，都是些自然表达的意见。
现在我确实是很有批评精神的，比过去更无情地批评。应该看看我说的那些话，而且我是在公众场合说的。
确实，在2005年11月17日的一次讲话中，您对腐蚀国家的一些坏现象宣布进行“殊死斗争”，您指那些小规模的腐败、偷盗国家财产，非法致富；直到那次讲话之前，您还没有对这些现象作过如此严厉的公开谴责。
是的。我们正在邀请全体人民参与这场战斗，一场针对各类问题的战斗，其中包括小规模偷盗、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类型的铺张浪费。由于我们没有在人民中反复宣传深刻的节约意识，导致了这类问题的产生。
我考虑最多的，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我们正投身于一场反对种种恶习，反对滥用资源，反对某些扩散开的坏习惯的战斗。是的，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开始的伟大战斗，我们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力量和经验，我们会赢得这场战斗。
应该承认，我们这里有几万个寄生虫，他们什么也不生产，然而却发了财，比如，他们买卖偷窃的燃油。很多人提着一根管子，把汽油倒进他们的老牌“榄仁”车（almendron，即1920年到1950年期间的一种美国汽车），这些新富人手里有钞票，却连自己消费的汽油都不愿意付钱。在这方面存在着普遍的混乱，造成几千万美元的流失……这是我们要整治的现象之一。
怎么解释一定要由您亲自干预呢？为什么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常用方法不起作用了呢？
是的，我们过去相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种方法已经不灵了。像过去运用的那种方法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因为批评往往用于一个小集体内部，我们从未在大场合利用批评的方法，比如在剧场里，面对几十万人。打个比方，假如一个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虚报了有关蚊子（AedesAegypti）存在的一个资料，我们可以把他叫来，批评他。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说：“我做自我批评”，然后若无其事，笑个半死！他们很得意。他们造成的后果呢？由他们的失职或行为方式造成的几百万元损失呢？
我们必须在屋子里，在核心层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发展到核心层外，发展到市镇，乃至全国。我们要利用人应该有的羞耻感，当然我认识很多恰巧可以称之为“无耻”的人。有羞耻感的人，当他看见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了有关他们所作所为的消息时，会羞愧难言。在这场反对恶习的战斗中，我们对任何人都不留情，对任何坏人坏事我们都要直呼其名，我们求助于每个部门的荣誉感。最后，那些不理会的人将去自我纠正，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自我纠正；是的，他们将自食其果。我们相信一点：人都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一个革命者的首要责任是极其严厉地要求自己。
我们要打这一仗，要用更大口径的子弹。革命必须使用这些武器，只要有必要，就要使用它们。革命要建立必要的控制。我们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切放任自流。
您认为“特殊时期”的困难和匮乏促成了腐败及偷盗现象的产生吗？
是的，尽管偷东西和盗窃资源并不是今天也不是“特殊时期”才有的。当然，特殊时期加剧了这些现象，因为它造成了很多不平等的状况，同时使一些人有可能弄到很多钱。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记得1990年左右，当时苏联还没有自我解体，我们在（哈瓦那郊外）的贝胡卡尔（Bejucal）修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技术中心。工地附近有一个小墓地，我有时在那儿转圈。一天我走到了墓地那儿，发现那儿有一个地下市场。修建那个中心的建筑队伍，包括队长们和一大批建筑工人在那里组织贩卖各种产品：水泥、木钉、木材、油漆……等所有他们用来建筑那个中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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