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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工业曾稳定地达到800万吨的产量，而今天勉强达到150万吨。我们不得不坚决停止开垦土地和种植甘蔗，因为燃料的价格曾达到了每桶40美元，这带来了国家的崩溃，尤其是加上越来越频繁的飓风、越来越拖长的干旱等因素。甘蔗田的地力，在过去那种人工照管、人工收割、不使用重型机械的时代，可以延续至15年以上，现在只有四五年；与此同时，蔗糖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曾降到了7美分。有一天，我向一个蔗糖商业公司问了一个关于蔗糖价格的问题，又问了一个关于生产成本的问题。他们竟不知道我们的糖厂一共生产多少蔗糖！当问到每吨蔗糖合多少外汇成本时，竟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他们直到一个半月后才给了我答复。您看问题多严重。
问题非常简单，必须关闭糖厂，否则我们就要跌入巴特莱特海沟（lafosadeBartlett）。古巴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多很多，我不想批评他们，但是，就像我直率地谈到革命的错误一样，我要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在苏联倒台后不久、在石油每桶40美元而糖价一落千丈的当时，维持蔗糖生产完全是灾难性的?为什么没有使蔗糖工业合理化？为什么这一年还坚持种植了2万卡瓦耶里亚、即近27万公顷的甘蔗？为此，当时必须用拖拉机和重型犁来开垦土地，再种上过后还要用机械除草、要施肥、要使用昂贵除草剂等等、等等的甘蔗。
看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当时干脆必须下一道指示，几乎是一道命令来中止开垦土地。情况就好像你听说“国家正在受到入侵”，而你不能说“等一等，我要与几百个人开30次会来研究该做什么”。就好比在吉隆滩，当那个帝国轰炸我们的空军基地并派它的雇佣军从那里进攻时，我们却说：“我们开个会，讨论三天，看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入侵者”。我向您保证，革命在它漫长的历史上一直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敌人时刻在窥伺，时刻准备打击，我们给它多少次机会，它就会多少次伸出拳头。
我确实给部长打了电话，并对他说：“请告诉我，你开垦了多少公顷土地？”他回答：“8万。”我对他说：“再别多开1公顷。”通常这不是我的角色，但是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眼看着国家倾覆。
你们关闭了多少家糖厂？
70家效益相对差的糖厂停止开工。在这些糖厂里，按可兑换外汇计算的成本超过了销售蔗糖带来的收入。关闭了这些按可兑换外汇计算成本高于外汇收入的糖厂之后，我们用节约下来的一部分外汇，维持了到那时工资一直在下降的这些糖厂工人的生活。这是我们这样的社会拥有的可能性。不过，最近我们采取的更勇敢的决定，也许是把学习变成一种就业方式，来为这些工厂的许多劳动者谋利益。在裁员的同时，今天有将近4万工人把学习当成了就业。
有10万多17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今天他们积极听课，温习旧知识，学习新知识，并因此拿到报酬。我们这个被封锁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充分就业，也就是人们测定的低于2%的失业率。我们离充分就业已经很近，或者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除此之外，没有受到蔗糖业整顿影响的7万蔗糖业工人，也有机会在每天劳动结束后进行学习。这么多的糖业工人工余参加学习而不是以此为职业，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都是产业劳动者，或从事工业，或从事农业。
您问我有什么遗憾的事。我的憾事之一是没能够更多地学习。在我学习法律、社会科学和外交法这三门互相关联的专业的那个时代，我很想再深入其他学科，并且已经准备这样做。特别是想学习经济学。我是想说，我遗憾没能更多地学习。当然，如果我真地那么做，就会失去将要来临的革命机会，这个机会比我当时想像得要临近得多。
一个人会因为没能生活在一个教育条件更好的时代而难过，我确实为没能有一位导师、因而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拿主意、做出许多决定而难过。我的家庭如您所知一直在农村，我生活在寄宿制学校里，这些都是让我难过而又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但是，我不为任何这些事而遗憾。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当年，您曾估计到一切将会如此困难、将会遇到这么多障碍吗？
我确实知道将很困难。当时我认为根本性的困难在于通过夺取政权来从事革命事业。首先要打倒巴蒂斯塔，但是打倒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切照旧，而是为了改变现状。当我走向蒙卡达之际，我的根本思想已经全部形成了，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战略来实现这些思想。
如果我们在1953年7月26日成功了的话，我们今天将不会在这里。那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使我们无法坚持。斯大林当时刚死，他死于1953年3月，而他身后出现的“三驾马车”不会给予古巴像赫鲁晓夫七年以后所给予古巴的支持；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力量虽然未必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却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了。
您认为出发攻打蒙卡达兵营时的梦想实现了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因为您提及了一些事情。我说了，当时必须解决另一类问题；执政是更困难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1月8日当我到达哈瓦那、当一只鸽子停在我肩上时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在胜利的那天，我甚至有些感伤,1958年夏季当我们打败敌人的总攻、几乎赢得战争之际，我也曾有过一点类似的感觉。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学会做一些事了，但是当时的一切都很不一样。
1959年1月1日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好吧，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些，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一项庞大得多的任务”，当我到达哈瓦那、了解了很多问题之后，我明白胜利之后的一切将要困难得多。
我们当时非常无知，虽然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非常缺少经验。我们学了别人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见解，假如没有这些见解，我们也不会提出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战略……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功劳，而意味着一种特殊地位，因为我不能否认因此而有经验，不能否认经验的积累带来的责任。
在革命成功46年后的今天，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说我们所做到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梦想，这也要归功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幻想家。
有一些代诉人罗列罪名反对古巴革命，不断把各种各样的罪责加在古巴身上。作为律师的您，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为古巴革命说话、反击这些攻击呢？
好，我要说得长些了，事先提醒您。我想重新提出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周年纪念日演讲中提到的一部分论据。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古巴的罪责？哪一个正直的人有理由攻击古巴？
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打败了美国安插的、拥有8万军队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成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统治下第一块自由的领土，她是西半球唯一一个审判并以儆效尤判决了施刑者、凶手和战争罪犯的国家，在漫长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上，这些家伙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革命收回了土地并把土地完全交给了农民和农业工人。自然资源、工业和基本服务设施回到了它们唯一的真正的主人――古巴民族――手中。在72小时之内，古巴日以继夜地战斗，粉碎了由美国的一届政府组织起来的雇佣军对吉隆滩的入侵，从而避免了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和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战争。革命政府当时已经拥有一支40多万人的起义军和几十万民兵。1962年，我们毫不退缩、正义凛然地顶住了可能受到几十枚核武器攻击的风险。我们打败了遍及全国的“肮脏战争”，付出了比解放战争还要多的生命为代价。我们在美国政府策划的几千起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攻击之下坚不可摧，挫败了针对革命领导人的几百起暗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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