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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是叛徒，他在吉隆滩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他曾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人们没想到他会……但我并不是因为他的可被称之为重大背叛的行为而难过，他加入了那些人的行列，那些人对他在吉隆滩的战友的死亡负有责任。我像了解所有人那样了解他，我尊重那些在一定阶段值得受尊重的人，尊重英雄。我已经向您解释过阿纳尔多•奥乔亚的例子，那个军官栽在了一桩腐败案上。
您看，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例真正的革命者的背叛。如果有人对我说：切•格瓦拉背叛了，您能想像出这种可怕的事吗！或者说，劳尔背叛了，胡安•阿尔梅达背叛了，拉米罗•巴尔德斯（RamiroValdés）背叛了，吉列尔莫•加西亚（GuillermoGarcía）背叛了，这可能吗！所有这些革命时代的司令们，整个极其宝贵的一代人，那些活到了今天的革命者，那些在蒙卡达、“格拉玛号”、马埃斯特腊山时代战斗过的人，那些在决定性时刻毫不畏缩的人，他们可能叛变吗？
还有一大批新一代优秀人物，许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比如费利佩•佩雷斯•罗克。革命成功的时候，费利佩等许多人还没有出生。无数英雄抛洒的鲜血孕育出一大批新生力量。
现在还有一些在战争中、在军事行动中表现优秀的军官，我们没有听说他们中有一例真正的背叛。奥乔亚是一个很丢人的例子，他的问题主要是腐败、堕落，他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同志；作为一个战士，他很勇敢，也有很多功劳。我不否认他的任何优秀之处，我们为他所造成的伤害难过。拉莫内特，要注意的是，敌人从最小的事件里拼命榨取。
您再看看今天那几位在美国被关押的年轻人，那5位英雄，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你们好几次判处了职位很高的领导人。最近又判处了卡洛斯•阿尔达纳（CarlosAldana）、罗伯托•罗瓦伊纳（RobertoRobaina）……
他们没有被判刑。他们有一些严重的失误，但是没有对他们判刑；倒是敌人利用这一点搞了很多宣传，利用此事达到政治目的。我们只是对他们俩人的错误感到遗憾。他们造成的损失伤及了他们自己。
他们只是被撤职了吗？
他们没有背叛的行为，而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是品行问题、道德问题？
可以说是野心问题，他们逐步创造条件谋求权力，头脑有点发昏。
几年以来，特别是当您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讲话时，人们看见您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在古巴您从来是穿军装。您为什么这么喜欢穿橄榄绿军装呢？
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因为穿军装我不用整天考虑打领带……省掉了考虑穿什么上服装，穿什么衬衫、什么袜子相配的问题。我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穿文装，比如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教皇来访，或者与某个国家元首会面；当然这类礼节在古巴已经逐渐简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文装，是1994年参加在美洲的卡塔赫纳（CartagenadeIndias）召开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当时哥伦比亚东道主希望所有与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穿瓜亚贝拉薄布短衫（guayabera）。从那次开始，就像您说的，我在另一些国际会议上也穿过文装，在古巴国内有些特殊场合，我也穿过文装。
但是这种我从马埃斯特拉山就一直穿的军装是我的日常服装，我已经习惯它了，穿着它，我感觉非常舒服。这身服装不复杂，非常简朴，和战争年代穿的那种军装很相象，只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仅此而已。我还有一身在某些接待场合穿的军装，有领子，要打领带，稍微正式一些。总的来说，我还是穿这身觉得最舒服。
您是一个非常能抽烟的人，在一段时间里，在革命初期，您的形象总是抽着一支醒目的哈瓦那雪茄。您后悔抽这么多的烟吗？
我抽的第一支雪茄是我的亲父亲递给我的，那是在比兰（Birán）。当时我大概有十四五岁吧。我记得我抽了那第一支雪茄，但没学会怎么抽。幸好我没吞下很多烟，我没往里吸。当然了，即使再不往里吸，总还是要吸进一些尼古丁的。
是的，您说的有道理，我这一生抽烟太多了。直到20多年前的一天，我决定戒烟，谁也没有强迫我。我自己强制自己戒了烟。我觉得放弃这个习惯是对人民健康有好处的一种必要牺牲。听到那么多必须与肥胖、不运动和抽烟习惯作斗争的说法，我终于相信，为古巴大众健康应该作的最后一个牺牲是戒烟。我用榜样的力量宣传。我戒了烟，也再没破过戒。
当您在79岁之际回顾一生时，您还对没能做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吗？
没能更早发现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我们本可以用一半的时间做出比46年里已经做到的更多的事情。
您又对做了什么事感到遗憾呢？
让我来想一想我会为什么事情感到遗憾，感到后悔。
我犯过很多错误，但没有一个是战略性错误，只是策略性的。我会为很多事情感到遗憾，甚至会因为某次演讲中的不足……但是我对我们在古巴完成的事业、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没有一丝后悔。
比如说，您对同意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在1968年8月进入布拉格感到遗憾吗？这一做法曾使古巴革命的崇拜者们十分惊异。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时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是有道理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出现一种反革命形势，它正走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怀抱。我们当时反对在该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里发生的一切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可能日益强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种唯利是图关系的一系列措施：赢利、好处、利润、物质刺激，反对所有这些鼓励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因素。所以我们接受了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兵的苦涩现实，没有谴责做出这项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同时我们要求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做到始终如一，保证当世界其他地区某个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首要问题是不容置疑的，即完善社会主义。对政府工作方式方法、官僚主义政治及脱离群众现象的谴责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正确的口号却导致了一种明显的反革命政治。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那次军事干涉，尽管那是令人难过和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力量以抵抗帝国主义在当时是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为生产1000万吨糖的大会战”。您今天认为那是一场重要的经济战役呢，还是后悔在1970年迫使国家做出那样巨大的努力？
那场战役是一次壮举。我们在某些部门达到了做梦都不敢想的指标，在另一些领域实现了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十的目标。所有这些战役都是为了推动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不否认曾有错误，但绝不是原则性错误。
最近你们决定减少用于甘蔗种植的土地面积，并关闭了许多榨糖厂。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这样做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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